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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中国文化界，有一件大事——易中天与于丹的走红。
套用一个体育运动的术语：易中天是属于慢热型的选手，他的红经历了一段不长、但也不能算太短的铺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已经是一个活跃在市场边缘的学者了。而在《品三国》之前，他在电视台上的成功表现也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于丹则是另一种类型，“突然走红”。
我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易中天和于丹，绝没有丝毫轻慢和贬损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把那些内心里不平却又无可奈何的文人们想说而不愿说出口的话说出来而已。但他们的愤懑却无法改变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人们看得比较多的是市场效应：大把大把的现钞落入了出版社的账户和作者的荷包。而随着名人效应的不断发酵，他们的其他作品也开始一路畅销，这必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现象，恐怕是引起不平的最大原因——试想，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们，面壁十年、几十年，依然默默无闻，依然两袖清风。
但是，世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一件事情的结果由你在这件事情前的价值取向所决定。你想当一个学究式的学者，那就得准备过一辈子清苦的生活。你想名利双收，那就放下架子，把学术带向市场，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正是放下学术架子，让学术走出书斋的结果。学术是宝塔尖上的东西，但是学术是需要有人把它通俗化、世俗化的，这就像专利只有变成产品才能创造财富一样。有些人在宝塔尖上讨形而上的生活，有些人把宝塔尖上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下，这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之分。中国需要专利，也需要把专利变成产品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人才更缺乏。君不见，我们每年有多少专利关在深闺人不识，我们每年有多少发明被束之高阁。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易中天和于丹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沉寂，他们成功地找出了一条联系高深学问与平民百姓之间的通道。他们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不能小觑的。如果说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与他们个人的努力与价值取向有关的话，那么他们的成功与社会环境和整个社会文化生物链的断裂紧密相关，这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据统计，易中天的《品三国》和于丹《〈论语〉心得》的发行量都已上百万。如果加上“百家讲坛”的收视者，他们的拥趸者还将大大地扩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要买他们的书，要看他们的讲座？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个有效的渠道，可以把我们的民众需要的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主动地介绍给他们，灌输给他们，传承给他们。
以《论语》为例，这是一部流传了几千年的文化经典，他的思想浸润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基因的组成部分。可是，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到大，有几个人完整地或者较完整地读过《论语》？即便出身如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几个真正的读过。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选有《论语》的部分章节，但那比蜻蜓点水还不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可悲的事，一旦中学毕业(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就基本上不可能再有机会与自己的民族经典相接触了。《论语》如此，遑论其他。民族传统经典的断裂，造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态链的断裂。
但是在民间，人们对传统经典的追逐与回归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温，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对自身传统的趋同或趋归。由于无法从主渠道获得满足，于是就出现了争相读易中天、于丹的场面，易中天、于丹也就成了久旱的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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