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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时代
1966年7月7日，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没有经过讨论就通过决定：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改期召开，会期另行决定。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三届和四届人大只召开过一次会议，地方人大机构被“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前主任程湘清透露，上世纪80年代彭真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曾认真反思人大制度为何遭到破坏，并认为这主要是制度问题，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表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个制度就是民主制度。但民主的法制化、制度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程湘清举了两个小细节的变化，原来人代会的宣传都是用通稿，让搞宣传的部门发到各报社就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提出，不要搞成一个样子，千人一面，应该允许各报自己报道。
然而即使允许记者自由采写报道，有的成规也一时无法改变。原来的会议名称都必须用全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王汉斌觉得这非常繁琐，过于形式主义，要求媒体报道要简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合理的变动，也经过两年的努力才得以改变。
长期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期都不固定。“在改革开放以前，除了10月份外，其他11个月都开过人代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说。
“有几年11、12月开人代会审议年度计划预算，都到决算的时候再做预算审议的事情，没意义。”程湘清说。
上世纪80年代，这一问题开始改变，1983、1984年一般在5、6月份召开全国人代会，经过十几年的逐渐调整，在李鹏同志出任委员长的时候，人代会固定在每年3月5日召开。
浦兴祖说：“按法律规定，全国人代会必须在一季度举行。经过摸索固定在3月5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程湘清认为，有了程序才能规范，规范之后才能形成制度。民主的道路是渐进式的， “以后有条件的话，人代会应该放在1月份开，对政府计划预算的审议才更有效。”
1982年修宪之后，全国人大代表人数控制在3000人以内，相关民主制度建设亮点也开始出现。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相关法律，将有关选举的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
1980年9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团的170多名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向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等人提出质询，这是人代会历史上首次质询。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八二宪法”的时候，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李尚志第一个报道了中国人代会历史上出现弃权票的现象。有人曾要求他拿掉有关弃权票的内容，但最终请示了更高领导人后，获准刊出。
李尚志还曾捕捉到一个细节：1990年4月3日下午，大会工作人员核对出席人数准备分发选举票时，计票工作人员发现台下会场里有位代表不在自己的座位上，便说：“有一位代表没有坐到自己座位上，请这位代表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正离位同其他领导人说话的江泽民同志立即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有位工作人员对他说：“刚才计票工作人员讲的不是您。”江泽民笑着说：“不是说我，我也应当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作了很多民主尝试。
在公众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无疑是当时讨论破产法的全国常委会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黄金时间实况转播常委会审议情况，在会上，常委会会议展开激烈辩论，“当时影响真大啊！”程湘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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