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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立法进程
2005年8月，北京大学法理学教授巩献田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这封名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的信没有得到高层回应，巩于是将信件在网上公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物权立法的大讨论。
巩献田指责物权法违宪：草案对“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字不提，妄图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
他还指责物权法会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原本争议不大的“平等保护”也成为热议话题，他提出“穷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的著名论断。
2005年9月2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召开座谈会，提出修改物权法草案需要把握的三点原则。简而言之，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三是重点解决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不必求全。
2005年12月7日，在广州举行“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研讨会”。“每个人都很紧张”，杨立新回忆说，会后，学者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立法机关排除不必要干扰，恢复物权法正常立法轨道。“就像当年红军打长沙失败，上井冈山了。”一位学者说。
物权法没能在当年12月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接受审议，亦没能实现2006年表决通过。
民法学界想尽各种办法挽救物权法和整个民法典的立法进程。2006年年初，北京学界相继召开以“物权法与国有资产的保护问题”、“物权法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等为主题的研讨会。
“物权法已经体现诸多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土地公有，还有比它更重要的生产资料吗？”傅鼎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说。
而不再出现在物权法各种研讨会场合的梁慧星，与巩献田展开隔空论战。赋予对方的称谓，一个是“最高国家法学研究机构的那位著名民法学家”，另一个是“个别法理学教授”。梁在每篇文章后都注明：“著作权声明：欢迎一切媒体免费转载。”
江平认为，违宪一说，实则一些人对改革的不满，已经超出立法层面。2005年，第三次改革争议虽有降温但仍在继续，恰好在这个敏感时期，物权法被贴上“姓资姓社”的标签，卷入改革成败的争议旋涡。
江平曾参与起草民法通则。这部1986年通过的法律，与物权有关的一节是“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他回忆说，当时有人提出“物权”概念，但立即被主流声音所淹没，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苏俄法律中也没有”。直到“文革”结束后，保护公民民事权利的民法体系才重新开始建构。但旧有法律的思想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具体到实际生活中，江平最关注的三个问题是：农民土地征收征用，城市房屋拆迁和城管没收小摊小贩。这位民法学家的一个著名论点是——民法典是“在国家公权下筑起私权保护墙”。
平衡与妥协
“物权法最大的难点在于，它涉及各方利益，最根本的是要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江平说。
2006年2月，《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署名皇甫平)，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同年“两会”，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公开表态，坚持改革方向绝不动摇。物权法被列入当年的立法计划，并驶入立法快车道。
2006年8月、10月，物权法五审和六审。五审增加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六审则在第一条加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之后，无论是参与起草的学者，还是人大官员的表态，都特别强调物权法的“合宪性”。
2006年12月，物权法七审，并决定提交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
五审是巩献田“公开信”风波后的第一次审议。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委员胡康生在作说明时说：“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没有前者，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后者，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反过来又会损害基本经济制度。”
“立法机关非表态不可。”梁慧星说。而且，此次修改物权法也“作出了一些让步”。
“太超前不行，太落后也不行。”按江平的看法，“任何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说过，管10年就差不多了。一部法律在这个阶段不能十全十美，不能靠物权法去解决所有问题。”
王利明说，立法应该保持必要的超前，但只有条件成熟，才能做出一些超越制度的规定——比如打破建设用地的“70年大限”。
尽管改革论争渐渐平息，但争论背后折射的社会矛盾，只要与财产有关的，都会反映到物权法上。
除了留下“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外，更多的争议被直接删掉。尹田说，本是物权法很重要的“占有权利推定”原则，因被一些学者解读为“保护坏人”而被删除。关系交易安全的“善意取得”，因被解读为赦免原罪，学者一度担心它被拿掉。被删除的还包括“典权”、“居住权”、“宗教法人所有权”、“取得时效”等。
王利明也承认，搁置一些争议也是出自立法进度的需要。但他现在无法预测，2010年完成民法典的目标能否实现。
江平发现，稿子一次比一次“简化了很多”。“物权法作为规则，应该明细，以便于操作。”他说，“比如抛弃物究竟属于谁？有人就曾说了，抛弃物不就是往外扔垃圾吗，规定它干啥？”他认为，“物权法七审稿明显前瞻性不足。其实某些现实已经看得到的，制度应该及时调整。”
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律发展总落后于实践。孙宪忠认为，“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对别人的不信任，有现成的经验和理论为何不借鉴过来呢？你完全可以从别人修好的桥上过河——“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进步的勇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