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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逐利
《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民间借贷存在并不断进化，事实上和商人追逐更大利益、商业金融体制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记者在东阳结识的章先生在义乌有几家铺子，做了10多年汽车配件和服装生意，但他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钱。一旦急需资金，他就向朋友临时借，他的公司也支持过别的公司，最多的时候他向几个“朋友”借了200万。
章先生现在要钱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门路，只要一个电话、写张借据就搞定了，“商量好利息，1年或者半年还1次，很灵活，双方同意就可以了。程序比银行简单多了，不费时不费事”。尽管他有固定资产，不怕银行不借，但银行又要审查财务报表，还要固定时间结算，“太麻烦了”。
“做服装就是要抢先机，谁看着机会去等啊”，章先生宁愿多付点利息也不愿意“耽误”。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和章先生有类似策略的人不少。目前由于金融机构无法满足民营、中小企业短期、灵活、便捷的资金需求，相当部分人希望贷款却“望银行兴叹”，转而求助民间借贷。
有个流行的说法，有的担保公司、典当行在灰色地带游走、甚至发展成地下钱庄。
银行界人士分析，在一系列宏观紧缩政策接连出台的大背景下，近期民间借贷异常活跃。它们甚至借助信托、典当、私募基金、贷款中介等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形式，成为银行收紧短期贷款之后的新融资渠道。不过，一些地方的民间借贷开始有偏离正常轨道发展的迹象。
在浙江义乌、东阳街头，或当地的一些报纸上，经常有告示：“需资金周转请联系电话……”圈内人士表示，这其中有的是放高利贷的，其背后有一些典当行支撑。公开消息称，在浙江金华，也曾有一些“当”字标记的所谓的寄售行，“表面上是受物主委托寄卖东西的地方”，但实际上它的“最大功能是非法融资和放高利贷，寄售行老板为了赚取差价，经常以私人名义，以3分利从亲戚朋友处融资，再以5分、8分甚至更高的利息，向一些急需用钱的人放高利贷”。
据记者不完全调查，义乌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的贷款之间存在2~10厘的利差。比如如果按照目前义乌、东阳一带比较流行的借贷利息，月结为本金的3%，如果借出100万元，一年的利息收入就能达到36万元，这相比存银行有巨大差别。而非法集资的惯用伎俩，就是用高额回报吸资，同时配合一些行动造势，用后面的钱去填前面的空，但随着漏洞越来越大，最终暴露。
“自己的钱拥有自主权，如果存银行利息高，肯定存银行，如果借给别人(民间拆借入‘会’)，利息更高、回报更多，肯定借给别人。”自称先后4次借钱给吴英的刘丽认为。在这样的想法下，民间借贷如潮水涌动不息。
阶梯模式
在浙江，到底有多少人加入民间借贷大军无从考证，但借贷网逐渐出现分层分级别的体系，专事民间借贷、不同级别的“主持人”越来越多。
刘丽透露，“借给吴英的钱，只有小部分是我自己的。”她和吴英接上头以后，马上联系“朋友”借钱，她坦言，她和“朋友们”商量一个利息数字，通常比吴英给她的少5个点。据她猜测，朋友们的钱是以更低的利息借到的。
另外，在采访“吴英事件”的债权债务登记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故事，并没有直接借钱给吴英的王先生从义乌赶到登记点，他把钱借给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从不关机，但吴英出事后，他一直关机”。因此王先生怀疑他的朋友把钱借给了吴英，“这个朋友有上亿资金在做民间借贷，估计和吴英有关”。
据了解，层层借贷模式下，如果第一层的回报是本金的20%，那么第二层则比例15%左右，第三层是10%左右，第四层在8%左右，最低的一般都在2~3%。如同一个倒金字塔，一旦其中一环出了问题，就急需资金补上，否则，整个体系就会崩塌。
因为存在多级格局，所以刘丽表示，整个民间借贷网“谁也不知有多大”。
曾经有调查反映，浙江先前曾出现发展到相当规模、专门从事票据贴现的“地下钱庄”，这些钱庄贴现票据手续简便，有鉴别真假汇票的专门手段，贴现利率比较低，主要赚取的是利差。
地下钱庄是阶梯模式中最极端的代表之一，和那些采用正常利息计算的“会”不同，一些“地下钱庄”采用了非法手段。
一直有消息称，吴英案件可能涉及地下钱庄。不过，地下钱庄的借贷方式十分隐秘，圈内人士称，“地下钱庄”很难取证，在“地下钱庄”中，无论存贷，只写借条。涉及“地下钱庄”的款项数字的写作上也有技巧，一般会将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一起计算到本金里，写总额，另外则是写出本金，但只支付扣除利息以后的本金给借款人。
据了解，先前在浙江出现13家小企业的老板为躲避高利贷而外逃，最终这13家小企业倒闭，还牵连他们的亲属，而当地一家金融机构600多万元的贷款被逃。
欠下高利贷，为什么要跑？街头林立的追债公司和一些在各地盛传的追债风波可以诠释。随便在街头问问高利贷的事，如果能道出一二三来的，肯定少不了谈到钱庄的追债队，“打伤打残可能算好的了，要是钱拿不回来，那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人甚至因为高利贷家破人亡。
“地下钱庄”用高于存款利息的手段吸引民间资本，甚至想法套取银行贷款，要赚钱，借出去的利息就非常高，熟悉地下钱庄运作的人士透露，“甚至是四五倍以上，有的月息超过30%，而且可能利滚利”。
事实上，浙江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对地下的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多年来从未松懈过。目前法律界人士纷纷呼吁，规范民间借贷市场。
据有关资料显示，浙江“地下钱庄”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两个高发期，一是1992~1994年间，二是1998~2000年间，都与经济增长的周期基本同步。最近几年，浙江经济高速发展，非法集资事件又有抬头之势。
有专家分析，地下金融活动的出现和活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补充货币市场供应不足、缓解资金供求矛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地下钱庄”等地下金融活动的出现和活跃，往往与经济快速增长和扩张相伴随，呈现出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同步的明显的阶段性。
非法集资的未来
2月12日，义乌警方针对“吴英事件”，通过当地报纸发出提醒，请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坚决禁止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吴英事件”后，义乌市紧急成立了“全市清理社会非法融资整顿金融秩序工作小组”。义乌市政府新闻办一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已经开始对义乌的民间借贷进行摸底调查，“目前还没有全面掌握情况”，该负责人表示，调查主要通过该市的银行系统进行，在摸底调查完成以后，将针对情况制订政策进行规范。
就在“吴英神话”破灭两天后，银监会组织召开了处置非法集资第一次部际联席会议，公安部、高法院、高检院、人民银行等20多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悉数出席。
会议指出，近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非法集资活动在许多地区频繁发生，个别地区甚至呈现高发和蔓延势头，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2006年5月16日，国务院研究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会议召开后，在牵头部门银监会的组织协调下，在公安、司法、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一些重点案件得到查处。但必须清醒看到，当前非法集资活动非常猖獗，形势严峻，处置工作任务繁重。
会议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处置非法集资的主要任务和总体要求是：健全完善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以大案要案的查处为突破口，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有效遏制案件高发势头。
据了解，今年，各部门将围绕加强规制建设、加大处置力度、注重检测预警、疏通投融资渠道等七个方面来展开。
或许麻烦缠身的吴英自己并未料到，她“出事”以后的影响会有如此之大！然而民间信贷、非法集资与地下钱庄，这些多少有些暧昧的字眼或许会随着查处力度的加大而在媒体上消隐一段时间，而它们是否将死灰复燃，乃至另一个“吴英”又在地震效应中跃入公众视野，根本上还取决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和创新，能否满足市场多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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