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她，围攻她，凡此种种，投射的是当今社会的集体潜隐紧张
于丹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产机制所创造的众多神话之一。就像这个机制曾经创造了“超女”、郭德纲、张艺谋、易中天、王朔一样，它也创造了于丹这个可以向大众提供文化消费的符号。所以，我们在思考于丹现象的时候，总要先弄清它的属性，才不会犯“十博士联名‘倒于’”这样的错误。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消费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2000年以后得到较大的发展，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大众的消费欲望，与10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对于大众文化生产机制和消费行为的研究，却一直表现得相当滞后。文化界对于大众文化的反应，基本停留在道德谴责和趣味分歧上。就像这次“十博士联名‘倒于’”以及众多读者对于丹的批评和质疑，虽然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有人指责她的心得“是对经典的猥亵与糟改”，也有人批评她用专制文化的糟粕愚弄大众，但她的“浅”和“俗”，她的快餐文化特征，几乎是所有人的一种共识，包括她的粉丝，甚至也不避讳说她的书属于“心灵鸡汤”。
所有这些对于丹的批评，不能说全无意义，但事实上意义不大，犹如高射炮打蚊子，声势有了，实际效果则很难说。所以我想，与其大家揪住于丹不撒手，一定要论出个是非对错来，还不如后退一步，看看究竟是谁造就了于丹？尤其是于丹能够迅速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其内在的依据或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学者以及众多的读者(欣赏于丹的读者也很多，甚至更多)，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在这个事件当中，究竟投射了怎样的当今社会的集体潜隐紧张？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深入地思考和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可能比指出于丹的书里有多少硬伤，她的心得是不是歪曲了孔子、庄子的本意，她所熬制的这锅“心灵鸡汤”是大众的补药还是毒药，都更有意义。
有一点很清楚，于丹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正是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将于丹一下子推到大众面前。于丹能够迅速走红，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中央电视台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更强化了它的传播作用。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会不会造成媒介的霸权和专制？它是不是伤害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而大众的行为又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这个传播系统所操纵？其次，以中央电视台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以及它所兼有的意识形态和商业经营的双重特征，有没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它把经过自己筛选、甄别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或一种行为准则，作为商品推销给社会大众，而社会大众只能在懵懵懂懂中成为被动的接受者？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们从于丹现象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名利双收——所谓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曾经谈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他认为，早年的电视还能关心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注意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视却极尽媚俗之能事来迎合公众，其背后正是商业逻辑在起作用。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则最终体现在收视率上。高收视率必然带来高额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它所付出的代价，则是使电视从信息、文化的传播手段沦为某些人的“印钞机”。
事实上，我们从《百家讲坛》对于丹和易中天的经营中不难体会这一点。甚至，《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也不避讳这一点，他曾表示，就是要把这个节目做给更多的观众，做给那些不读书或者没有时间读书的观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推出受观众喜欢的学术明星”。所以，对于来自学术界的批评，他干脆不屑地说：“搭理他们干嘛！”这种态度典型地表现了身居强势媒体的发自内心的优越感，说明他们根本无意讨论严肃的文化问题。那么他们真的只是出于向观众普及传统文化这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吗？我倒宁愿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收视率可能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还是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视率，他们宁肯伤害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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