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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钉子户”凭啥这么“牛”
21号以来的每一个下午，吴苹总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工地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人们早已熟悉了她用法律武装之后的扮相，“第一，我要捍卫法律的尊严，第二，我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没有什么背景，如果有，法律就是我的背景！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她说。但她拒绝谈论她认为与本案无关的私人话题，也禁止任何记者到她家采访。“这绝对不行！”
同地段的一位罗姓拆迁户告诉本报记者，吴苹因为拆迁的事，这些年研究了不少法律书。而且，据说她经商时打过官司，还打赢了。
但吴苹说她并不想打官司。“我做生意经历得多了，一个官司打三五年，赢了官司输了钱。”
至于她讳莫如深的家庭背景，在与本报记者稔熟之后，她偶尔会卸下“外交辞令”：“告诉你，我父亲是检察官，父母都是解放后第一批干校毕业的。”
上述在杨武家斜对面开店的罗姓街坊亦对本报记者称，杨武主要是靠其老丈人，“不是在法院，就是检察院”。当然，这话罗也是听吴苹说的。
吴苹认为，自己“素质高”与家庭出身有关，她自己从小住校，很早独立。高中毕业后还自学了法律和经济方面的知识。“我从小爱好文艺，到现在也是，闲下来就爱看书，还会弹钢琴。”
能够表明吴苹“背景”的佐证是：这几天，当吴苹进入重庆市高院递交申诉书时，楼内保安很诧异地问她是从哪里进来的。此外，她还见到了高院一位副院长。吴苹承认，是通过“关系”。
吴苹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尽量神秘。然而，本报获得的吴苹档案表明，其父为重庆市种畜厂工人，其母则在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政治面貌均为“群众”。其父解放前在国民党机关曾官至“中尉”，所以一直到“文革”结束，吴家“政治成分”都比较差，不太可能有干校经历。
吴苹本人则从1977年在九龙坡区李家沱百货商店参加工作，主要是“卖布”。嫁给杨武后，办了病休手续，和杨武一起，从卖早点开始做个体生意。
而杨武的家庭亦颇为简单。据原杨家坪鹤兴路片区居委会主任侯礼蓉透露，杨父一直做小生意，常年卖鸡蛋，大家都叫他“杨鸡蛋”，其母则在一家饮食公司工作。杨武一直与其父母住在一起。前年和去年，其父母相继去世，临终时，均叮嘱他要保住“祖宅”。
杨武66岁的二哥杨金才是政府公务员，但已从任职的市新闻出版局退休。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不关心这所房子，从未利用政府关系为房子一事做过工作，我只关心我弟弟的安危。”几乎每天，杨金才都会出现在工地现场，关注着事态发展。
开发商是谁
相较而言，杨武面对的开发商似乎更具政府背景。
九龙坡区房管局拆迁管理科科长任忠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表示，“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个项目的开发商既不是房管局的下属公司，也不是政府的下属公司。”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该项目法人与工程质量责任人为“重庆正升”。工商资料显示，重庆正升的控股股东为重庆盛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盛博)，该公司是重庆出版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之初，其法定代表人为罗小卫，曾任重庆市南岸区副区长、副书记，2003年3月后任重庆出版社社长，并任2005年4月成立的重庆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
2004年后，重庆盛博的法定代表人易为喻杨，他同时还兼任重庆正升的法定代表人。履历显示，喻杨曾担任重庆市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并曾任重庆市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后于2001年9月进入重庆出版社，并于次年2月任该社副社长。
杨金才亦向本报记者证实，由于同在出版系统，他认识重庆盛博的领导，但并没有因此事与之接触。在开发商和杨武的谈判中，对方亦曾提及认识杨的二哥，但杨武和吴苹并没有理会。
开发商方面则表示，“作为国企，我们在拆迁中是非常克制和讲规矩的。”
漫长的拉锯战
一方是可谓“戒急用忍”的国企开发商，一方则犹如为保巴国城池而殒命不恤的巴蔓子，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不可避免。
拉锯战的张力已达到饱和，27日，吴苹望着楼上分居将近一周的丈夫，“我每天都来陪伴着他，心里好难过”。
僵局起源于1993年。那一年，杨家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吴苹获准在原址重建起现在这栋小楼。
然而，杨家的房子还未干透，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南隆为拆迁开发商。
从当时的照片看，杨家新翻修的房子在众多棚户房中格外醒目。但对于鹤兴路上那些长久住在困危房中的居民们来说，拆迁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任忠萍说，当时这就是一个危房改造项目，鹤兴路片区地处当地的商业核心地段，但80%左右的建筑系危房。
然而，由于资金原因，拆迁却一直没有动静，且一停就是11年。直到2004年，重庆南隆与重庆智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智润)签署联建协议，后来，重庆正升加入，成为该项目法人。动迁从此重新启动。
该项目的拆迁补偿方案有现房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吴苹选择了房子，“我要还房”。一如11年前那样坚持。
拆迁户罗先生说，当时的评估价格很低，几乎所有经营用房的拆迁户都不满意。当时这个地段门面每平方米市价虽没有现在10万元那么高，但已达5万-7万元，根据拆迁条例按70%估算也应在3.5万元以上，然而到最后，加上各种奖励费也只有1.8万多元。
由于开发商一直不同意吴苹原地安置的条件，双方没有正式协商。“当时开发商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把她先放了一下。”任忠萍说。
“之后，通过一户户谈判做工作，其他拆迁户都接受了安置方案。”任忠萍说，到2006年9月份，整个鹤兴路上只剩下吴苹一家。
三次谈判细节如何
按照评估价格，吴苹家楼房价值247万多元。“我从未考虑过货币安置，从未向开发商开过价。”吴苹说。
开发商负责拆迁工作的项目经理王伟则表示，吴苹虽没有提出过货币补偿，但曾经让开发商报价，“她说，你们一直往上报，直到我喊停。”
开发商最高愿意出到350万。但吴苹就此再也没有理货币补偿这个茬，一心要还房。
从去年9月14日到今年2月9日，吴苹和开发商进行了三次协商。
第一次协商，吴苹除提出在原拆迁范围内还营业房，“一楼还一楼，二楼还二楼，朝向不变，左右均可”，还提出两项共计500余万元的赔偿。因无法满足该要求，双方首次接触不欢而散。
她提出的补偿分别是：从2004年10月5日动迁期结束至2006年9月14日，共23个月，按每平方米200元／ 月临时过渡门面价均价，赔偿1007400元，因为这段时间，拆迁人断水、电，随后又断交通，使他们无法营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从1993年3月至2004年10月，共计138个月，按每个月直接经济损失3万元计算，共414万元。这是因为南隆公司进行了前期拆迁工作后，由于自身原因造成地段价值损失，店铺经营亦受损失。
2006年9月18日，双方进行第二次协商。吴苹又提出：“补偿楼顶10平方米断水冒亭和85平方米违章建筑，赔偿被盗物品价值12万、装修补偿18万”，并尽早提供相同面积过渡门面等。从本报记者拿到的那次谈话笔录中看，因吴苹要求按原面积安置，且不补差价，双方未达成共识。
“这些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们不能支持，但开发商仍然愿意给予她一定赔偿。”任忠萍说。
今年1月11日，九龙坡区房管局下达行政裁决书，要求杨武15日内自行搬迁。“即使这时，我们仍未放弃协商，双方甚至一度达成协议，包括新房的交房标准，临时过渡的补偿等都无异议，但最后户主还是不肯签字。”重庆正升公司副总廖建明说。
第三次协商，开发商再次让步，提供了拆迁红线内同样大小的临街门面与二层，这是原来拆迁方案中没有、专门按吴苹要求提供的。同时针对吴苹在三次协商中提出的要求，提供72万元的赔偿；但吴苹需要支付的，是新房与旧房之间大约70万元左右的差价。
也就是说，吴苹可以不用掏钱，就拿到新的临街营业房。而且“特地为她的要求调整了设计，将来她可以把自己的门面独立出来”。王伟说，这足够证明开发商的诚意。
多位拆迁户在听到记者转述这一消息时，表示如果按照这一协议，他们心态上会不平衡。“当时我的门面就在吴苹的斜对面，如果能够原地安置，我怎么会选择货币安置呢？开发商当时说要是有人能原地安置，我们可以去找他，现在肯定不认账了。”拆迁户罗先生说。
至此，谈判结果尽管不能完全满足她当时提出的条件，但在不少拆迁户看来，已是了不起的胜利了。
吴苹“无凭”？杨武“扬武”？
事实上，第三次协商已经使双方无限接近，但因为一个公章引发的问题，双方再次谈崩。吴苹仍然拒绝在安置协议上签字，理由是“上面没有联建单位南隆公司的公章”。
廖建明坦言，为解决这个问题，3月5日，南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明哲委托其女儿将公章带到重庆，但吴苹却仍然拒绝签字，“大街小巷都可以刻章，我怎么相信这是真的？”
吴苹说，将来万一开发商不履行协议，她打官司必须要有够硬的凭证，而她无法信任开发商。按吴苹的思维，正是因为吴苹“无凭”，才会有后来的杨武“扬武”。
早在2005年3月，重庆正升公司就加入到鹤兴路旧城改造项目中，并作为该项目法人和项目质量责任人，但法律意义上的拆迁人仍是南隆公司和智润公司。吴苹因此曾拒绝与正升公司协商，“我看到有几户居民签的协议上盖的公章居然是正升公司的，就告诫他们，以后安置不好，根本打不赢官司”。
吴苹说，如果看不到三个老总，公章有可能是假的；没有身份证同样不行，“人也可能克隆嘛”。
“从法律角度，联建方任何一方都有履行安置的义务，这种协议是可以委托签署的。”任忠萍说。
任忠萍感慨说，房管局从未叫吴苹“钉子户”，一直叫她“吴老师”或者“吴总”，可现在她真的不知道吴苹到底要什么。
存在同样疑问的还有开发商。“如果法院真的实施强制拆迁，就要按照法院的拆迁安置条例对她进行安置，那比我们之间协商的会少很多。”
吴苹提出须三个条件才可签字，一是撤回强制执行申请；二是终止行政裁决；三是联建三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到场。
对此，任忠萍明确表示不可能。“已进入司法程序了。而且只要他们达成协议，行政裁决就自行终止了。”
廖建明说，林明哲现在广州住院，每周要做三次透析，因此吴苹提出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有些不可理喻。
吴苹又提出自己去广州见林明哲，“他身体不好，我去见他给他送束花总可以吧。可他们居然连他的手机号码都不告诉我。”
王伟则透露，重病中的林明哲觉得吴苹的无理要求太过分，所以不愿意见他。
“这两年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给她了。”王伟自嘲说，“从公司老总到普通工作人员都跟她谈过了。媒体把她看成是弱势群体，但我觉得我们才像弱势群体。”
当吴苹听说王伟自称弱势群体时，指着大坑一口气说出5个成语：“他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能像强盗一样把我的房子挖成这样？他说这样的话是信口雌黄，信口开河，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一派胡言。”
“我觉得，现在网络和媒体把她称为物权法实施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将她抬得高高的，她下不来台了。”廖建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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