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腐败是在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的缝隙中产生进而蔓延的制度性行为
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治理手段大多是加强法治惩戒或道德约束，而缺乏制度上的治本之策
反腐败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是要反“社会腐败网络”，要这方面作制度性努力
彻底清除腐败痼疾要作长期而全面的制度性努力
腐败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彻底清除腐败痼疾要作长期而全面的制度性努力，即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改变腐败活动的成本收益状况，把腐败活动的私人收益和惩治腐败的社会损失都降低到最小。
腐败是在各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在现代社会，腐败衍生有明显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干预把宏大发展计划强加给市场体系，原本发育不全的市场机制不仅没得到疏通和修补，反而频频遭到阻碍与扭曲，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于是权力持有人能轻易地把权力衍生为无形资本以谋求暴利。另一方面，在市场途径受阻，而非市场途径可更高效的情形下，许多原本可由市场途径解决的问题也就被诉诸非市场途径，这就好比“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
不仅如此，腐败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加剧了市场失败，政府于是更多地进行干预，这又造成更多的腐败机会，结果“市场失败-政府干预-腐败滋生-市场失败-政府干预-腐败加剧”，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无疑使得反腐败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治理手段大多是加强法治惩戒或道德约束，而缺乏制度上的治本之策。
把腐败等同于一般性犯罪行为，单纯强调法治惩戒，一方面不一定奏效，另一方面，严苛的刑律对于政府来说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特殊措施，长期持续会造成难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所以，加强法治惩戒必然是运动化的，时紧时松，周而复始，侦破查获概率比较低，实质上就意味着犯罪成本降低。
从长远看，提高公职人员和公众的道德水准对于减少腐败是十分根本的。但是，单纯依赖道德伦理宣教也不可能奏效。在短时间内，在腐败已成为“潜规则”的社会环境中，道德说教往往流于形式。如果说严惩是解决“不敢”的问题，那么道德约束就是解决“不想”的问题，但这两者都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要使对腐败的惩治成为可信的、可持续的，首先要把惩治腐败制度化，提高惩治概率重于提高惩治力度。
对于监察机构，它不仅要发现和披露官员腐败的大案要案，而且还要把诚实可信的官员行为公之于众，使人们对于腐败的状况形成真实的、不夸张的认识，清除以往的腐败行为在社会舆论中形成的累积性影响，调动全社会反腐败的积极性。
对于执法机构，要从提高腐败被惩治的概率出发，采取常规的、快速的、适时的惩治，即使力度不是那么大，也会大大提高腐败预期收益的有效贴现率，大大降低腐败收益的现值。比如在金融系统中，如果哪怕是涉及几块钱的账目问题都毫不放松，照章处罚，则几十万、上亿元的挪用或盗用公款事件的发生就会大大减少。
目前，现实中越来越呈现出有规则的、有组织的、甚至制度化的“社会腐败网络”：一方面，腐败现象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甚至公愤；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腐败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无处不在，不适应就很难取得成功。
因此，反腐败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是要反“社会腐败网络”，这方面的制度性努力则包括：
其一，必须努力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透明度。寻租或腐败的蔓延是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正是由于信息不完全，有些人可以在某些地区或局部市场上建立起垄断力量，这样，即使表面上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均衡也不可能达到均衡。如果政府能够通过民主的投票制度、严明的立法司法执法制度、严格的公务员制度、公开的新闻制度等各种安排来传递人们相互间的信息，则可大大减少寻租活动。
其二，减少政府干预，规范政府行为。政府干预越多，政府官员权力越大，官员设租和寻租越是便利。因此，减少政府对市场交易的不适当压抑、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和透明度、健全法制等办法来减少地下经济活动。具体地，一方面增加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加强监督考察；另一方面使原先对公务员的暗中贿赂转化为对快速有效服务的合法收费。
其三，调整制度结构，促使人们由寻租活动转向生产性活动。为此需要减少可能引起寻租的政府干预，如关税、配额、价格上限、价格支持、对生产或消费的补贴等；明确界定产权，通过专利、版权等制度保护科技发明者的权益，鼓励企业公平竞争以获取正常利润；改革投票、选举和政治决策制度，加强法制，促使公民普遍参与和监督，提高寻租活动的发现概率和惩罚力度，极大地增加寻租成本。这样，人们的理性选择才能指向生产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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