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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我们一直把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作为重要方针，而现在，我们把“好”排在了“快”之前。这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和经济发展理念的重要变化，意义重大。那么，为什么提出又好又快发展？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我国已经具备支撑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六大历史性变化。这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条件、必要的市场供求格局、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和新的发展动力，使我国具备了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条件。
我国经济生活的六大历史性变化是：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供求关系，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一定程度的相对过剩；经济运行，由大起大落转变为快速平稳；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第四位；外贸总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二十七位上升到第三位；人民生活，由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
就经济体制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进入不断完善的新阶段，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的引入，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利于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缺陷，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强烈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在长期短缺经济下商品供给严重不足，这就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期存在的短缺状况基本改变，买方市场初步形成，并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相对过剩。这就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性基础条件和必要的市场供求格局。
就经济运行来说，我国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共经历了10次上下起伏的波动。其中，从1953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共经历了5次波动：第一次，1953年—1957年；第二次，1958年—1962年；第三次，1963年—1968年；第四次，1969年—1972年；第五次，1973年—1976年。在这5次波动中，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峰谷落差分别为9.9、48.6、24、15.6和10.3个百分点，可谓“大起大落”。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5次波动：第一次，1977年—1981年；第二次，1982年—1986年；第三次，1987年—1990年；第四次，1991年—1999年；第五次，2000年至今，尚在进行之中。在前4次波动中，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峰谷落差已缩小到6个或7个百分点左右。1999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第四轮经济波动的谷底年份，经济增长率为7.6%。2000年、200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回升到8.4%和8.3%，进入新一轮经济波动；2002年—200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10%、10.1%、10.4%、10.7%。这显示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经济已连续7年在8%—10%左右的适度增长区间内平稳较快地运行；其中，2003年—2006年，连续4年在10%或略高的区位上平稳较快地运行。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这一高位平稳运行的新轨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从总体趋势看，我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呈现出这样一种新态势：峰位理性地降低、谷位显著地上升、波幅趋于缩小，也就是呈现出经济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在经济运行经常处于“大起大落”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在，经济快速平稳的增长态势，为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
就经济总量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不断上升。1978年，我国GDP总量为3624亿元人民币。经过8年努力，到1986年，上升到1万亿元；这8年中，平均每年增加800多亿元。又经过5年努力，到1991年，上升到2万亿元；这5年中，平均每年增加2200多亿元。从1992年到2006年的15年期间，我国GDP总量平均每年增加11000多亿元；2006年GDP总量突破20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2006年GDP总量是1978年的13.3倍；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我国GDP年均增长9.7%。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与此同时，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206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二十七位；2006年上升到17607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三位。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
就人均GDP水平来说，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1987年，我国人均GDP在300美元以下；1988年—1994年，上升到300至400美元；1998年突破8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6年又上升到近2000美元。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着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由一般吃穿用向高档次吃穿用升级。这就为又好又快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值得高度重视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经济的快速增长将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不仅应在“快”字上做文章，更应在“好”字上下功夫。
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这些因素集中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依然偏大，经常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过热倾向。虽然在每次宏观调控中投资增幅都会受到一定抑制，但导致投资过快增长的体制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地区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投资反弹并引发经济较大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连续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扩张，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也有可能导致未来投资增速的较大幅度回落。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起伏波动，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防止“大起大落”，保持经济运行的良好的平稳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我国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四高一多”(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大。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由于能源和各种资源消费强度较高、污染排放较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5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10%的目标，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千方百计地完成。在各种资源中，土地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源。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到2010年末，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亿亩。这是一条直接关系13亿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底线。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主要是：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规模过大，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比重偏低，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改变，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外贸顺差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对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和谐性。在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还有一些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比较困难，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教育、卫生、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忽视人的发展，那么，就会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顺利进行。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重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着力解决上述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把“好”放到优先的位置上。着力解决这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构成了“好”的四个方面的内涵，或者说构成了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四个重要方面。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当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宏观调控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当前，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不断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在宏观调控中，继续坚持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的原则，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节约集约用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应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落实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等。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处理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比例关系，应着力调整好。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为此，应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同时，继续严把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适度增长。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中，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物流、金融、信息、咨询、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地区发展方面，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发挥优势、落实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努力缓解外贸顺差过大的局面；注重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经济增长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产品质量、资金使用效益、资源利用效率等。社会效益的内涵更为广泛，包括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改善民生、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等。我们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提高社会效益，也就是要使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为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积极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刘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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