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在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等16家日本新闻媒体驻京记者的联合采访，回答记者提问。
为在亚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两国关系在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等领域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迎来了构建“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新的发展机遇。
一、“战略互惠”开启中日关系的新阶段
邦交正常化后的20年，中日关系曾有过“难得”的蜜月时期，和平、友好与合作成为当时双边关系的主旋律。中日在经贸合作方面继续发展，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而且在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卓有成效。冷战结束后的10多年，中日关系出现了邦交正常化的一种复杂局面：在经贸关系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政治关系出现两轮重新定位。与“1995-1996年”短暂的政治低谷不同，小泉上台多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政治关系不断“降温”，进而陷入长达5年之久的“政冷”泥潭。在“2001―2006年”的“政治低谷时期”，日本领导人以公开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症结问题。甚至，中日政治关系因小泉2006年夏秋之交的“八一五参拜”而陷入历史的最低谷。
通过反思小泉“五年冰冻期”的对华政策，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将中国定为首站出访国，努力使中日关系摆脱“参拜后遗症”的阴影。安倍首相2006年10月访华被誉为打开局面的“破冰之旅”，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安倍访华的最大成果，是中日双方同意建立两国关系新的基本框架，即“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安倍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意味着，日本对华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这是日本领导人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力主中日双方进行战略对话和推动战略合作，但是中国的战略倡议并没有引起日本的积极回应。日本不愿意就日中关系进行“战略”定位，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国的“战略”倡议表示疑虑，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日本政要顽固地认为，惟有日美关系才具备战略地位，日中关系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因此，安倍积极倡导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确出乎不少日本人的意料。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中日关系必将就探索并落实“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展开各种交流、合作。
安倍访华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受益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引领，中日关系开始在所有领域逐渐“回暖”。在高层会晤方面，2006年11月和2007年1月，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系列峰会期间再次同安倍首相举行会晤；本月11日至13日，温家宝将对日本进行中国总理7年以来的再次访问，并同日本领导人就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愿望、内涵和主要任务进行进一步磋商。在政府官员交流方面，2007年1月，中日双方如期在北京举行第七次战略对话(此次对话中，日方同意将“综合政策对话”升格为“战略对话”)。在政党交流、军事交流等方面，中日双方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大大促进了既有僵局的消融。另外，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专家委员会已于2006年12月启动，预计在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6月完成《历史问题研究的共同报告》，这项工作有利于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的发展。与“小泉参拜”造成的政治僵局相比，“战略互惠”给当下的中日关系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更多的期待。走向“战略互惠关系”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二、构建“战略互惠关系”任重而道远
如上所述，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已经成为未来中日关系的主要内容。但是，就在“战略互惠关系”为中日关系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日本方面却不时制造出一些“不和谐”声音。安倍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矛盾发言，凸现了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安倍在欧洲访问中竭力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含有对华进行“两面下注”的用意；麻生外相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声称欲建立日美澳印的“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这些不谐之音说明，“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必然是一个积极与消极因素此消彼长的复杂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或一蹴而就的。
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有利因素包括：中日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已经有了三个政治文件的保障，它们从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总结了两国关系的过去，为两国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深化，中日两国合作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增加，其地缘优势和经济互补性愈发明显；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的睦邻友好政策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等等。
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不利因素主要包括：
中日对“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存在认识上的差距。在中方看来，“战略互惠关系”不仅是长期的，也是全局性的，涉及双边、地区事务或者世界事务。就双边事务而言，“战略互惠关系”应该是综合性的，涵盖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其中以经济领域的互惠合作为主。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日建立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是从经济上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原有中日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在日方看来，“战略互惠关系”可以根据国际关系的现实情况有所调整，而且其影响主要局限于双边事务。中日双方要想就战略关系的不同利益需求达成一定共识，仍需一段时间的交流与沟通。
中日不同的经济发展趋势有可能引发两国民众的心理困惑。在国际经济领域，国家间关系往往是双赢，而非零和关系。日本经济走出“失去的十年”，需要跟中国保持一种发展中的互利经济关系。但是，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是加深，日本经济的相对优势地位越是不可避免地下降。一些日本人担心，中国经济有可能在2015年左右赶上甚至超越日本，并在2050年前后与美国平起平坐,而且，借助迅猛的经济发展，中国将成为兼具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后起”大国。然而，中日作为两强在东亚地区的并列，是中日关系史上不曾有过的，双方民众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容易在一些问题上发生误解。例如，日本的一些右翼人士开始兜售“中国威胁论”等舆论，明显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在地区层面，中日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方面，中日都未能发挥核心国家应有的“联合推动”作用。近年来，由于日本“变本加厉”地奉行亲美外交政策以及屡次抛售严重右翼化的政治立场，导致自己在亚洲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
中日能否建立起“战略互惠关系”必须考虑到美国因素。就整个亚太地区事务(包括东亚合作)而言，美国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名副其实的代言人”，日本已有的“外交举措”充分说明，美国对日本具有较强的“塑造”或者“感染”作用。在日本看来，日美关系、日中关系是最重要又最难掌握平衡的两对双边关系。需要注意的是，中美间不同时期的“越顶外交”，已经成为日本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日本在对华、对美政策方面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保持对华优势，借美国牵制中国；另一方面，以提升对华关系来逐渐减少对美依赖。在中国看来，将中日关系置于日美同盟之下无益于相互战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美国看来，中日最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样有利于自己保持对中、对日关系的主动权。因此，中美日三方建立起良性的互动模式，彻底放弃“二对一”的传统思维，是中日走向战略合作的重要外部条件。
总之，“战略互惠”这种新型关系的构建，既需要政治智慧，也需要各个层面、不同领域的相互理解和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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