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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吴江路上小吃摊和百货摊占道经营的景象将成为历史，静安区从本月9日开始对这里进行集中整治。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对于街道管辖范围内生活贫困的摊主，静安区将给予社会资助及异地安置，而对外来人口仍然以“驱散”为主要手段。
在上海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售卖烤肠的小贩，警惕地注视着周边的动静。一旦有人高呼“黑猫来了”，小贩们便一哄而散，推车因此成为必备的谋生工具。
修鞋修车这样的摊点，将获得更多的宽容。上海的市容管理部门认为，这些摊点的存在确实便利了居民生活。
●原定于近期公布的《城市设摊导则》显露出推迟迹象，出台日期的表述从“‘五一’之前”悄然变为“力争年内”
●相关调查显示，对《导则》的热烈追捧可能只是媒体过激反应。“上海的马路仍然没有开禁，或者说，《导则》的出台至多是一个‘禁改限’的体现”
北京市一中院昨日以故意杀人罪对刺死北京海淀区城管副分队长李志强的小商贩崔英杰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崔父面对记者感慨地说：“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孩子还能不能回来。”
这个结果为这起极具中国特色的情与法的冲突，增添了浓重的悲情色彩。公众还依稀记得崔的辩护律师夏霖四个月前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
在崔案宣判之前，舆论似乎在上海找到了答案。今年2月25日，上海市市容环卫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有条件地向马路小摊贩开禁。该局环卫处处长孙芝兴介绍说，“目前考虑的基本条件是：申请临时设摊许可证的摊主必须在上海居住至少半年以上，同时要向所在街道提出设摊申请，我们将和有关部门共同听取街道居民的想法，老百姓赞成，我们才会颁发临时许可证。”
“‘上海人’究竟是本土人还是在这个城市谋生的人？如果上海真的是一座国际化大城市，你会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上海人。”尽管有人将市容环卫局“区别对待”的思路与“上海人的排外传统”联系在一起，但是相对于过去那种以“创建无摊城市”为目标的陈旧思路，上海此举仍然赢得了媒体对于“善政”的欢呼与喝彩。
然而掌声尚未平息，上海原定于近期公布的《城市设摊导则》(下文简称《导则》)却显露出推迟的迹象。在日前回复政协委员的提案时，该市市容环卫局对于《导则》出台日期的表述，已经从“‘五一’之前”悄然变为“力争年内”。
事实上，自从新闻发布会之后，负责起草工作的市容环卫局，再未公开任何有关《导则》的具体细节。有关人员答复本报记者说：《导则》尚在拟订修改当中，最后要报市政府审批后才能对外公布。
可见作为首个向小商贩释放“开禁”信号的一线城市，上海对于这项民生政策的第一步究竟应该如何迈出，仍然抱有极其慎重的态度。
小贩和城管，水火难容？
2006年成为城管被媒体频繁聚焦的一年。崔英杰案发后不久，浦东城管开始装备四大件——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城管队员俨然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小贩和城管的对立似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像崔英杰这样的街头商贩的生存权和城市整洁光鲜的形象究竟孰轻孰重，对于社会各阶层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话题。
在今年2月2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容环卫局环卫处处长孙芝兴告诉媒体：“上海无证摊贩可能在5万以上，光靠堵是行不通的”，“而且有些摊点确实便利了居民生活”。
这也不是政府官员第一次对城市小商小贩情况表示理解。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经在2006年9月表示，小商贩应该是城市多样性的一部分，“我们的城市应该宽容，应该让他们有合理的分布，给予更多的引导。”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曾纪茂曾经对上财和复旦周边摊贩进行过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20人当中，外来人口占到95%的绝对多数。“在外地摊贩当中，有60%的人放弃自己在农村的根基，举家搬迁到上海”，曾纪茂分析说，“这说明要想把他们赶走是基本不可能的”。
一味的驱赶不仅无法达到禁绝小摊贩的目的，还引发了诸多引人深思的冲突。2004年7月20日傍晚，来自湖北的无牌摊贩李月明遭到城管队员围追堵截。逃跑过程中，李被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编外城管”队员刺伤颈动脉，未及送到医院就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在北京的崔英杰还在等待判决的时候，成都女菜贩肖桂秋刑满释放。去年5月30日，这位乡村农妇被城管执法激怒后，提起一桶混杂尿液的污水泼向城管队员。事后成都两级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
因为这些事件，2006年成为城管被媒体频繁聚焦的一年。崔英杰案发后不久，上海本地有媒体报道说，浦东城管开始装备四大件——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穿戴上这身行头的城管队员，俨然一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小贩和城管的对立似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网上有人质疑说，“不知城管队员是想和谁开战？”另有小贩告诉记者，“一锅热油，背心头盔也能挡住？”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从街市上的小生意谈起》这篇文章中说：城市中明明还有容纳无损他人的小生意的极大空间，城市管理者偏要加以禁止和限制，“永远搞不懂，城管部门为什么要如此下决心与摊贩为敌？”
浦东“重装城管”引来了更多批评的声音。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对媒体表示，全副武装的执法模样和维护城市美容的执法目的，显得格格不入。
对于城管制度的争议，从这个机构设置之初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城管大队”几乎是和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各种“创建”活动同时出现的。受到这些“创建”活动自身规律的影响，城管的行为常常被批评为“形式主义”。
直到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城管执法才有了相对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其中有关条文，除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由公安机关行使外，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
但体制上的障碍并未因此而消除。目前各地城管仍然属于行政执法类事业单位，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其他行政机关的授权或委托，城管执法又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城管队员进行“综合执法”时，都会出现工商、卫生以及公安人员的身影，似乎后者才是公权力的真正代表。
随着近年来城管执法范围的急速膨胀，社会上厘清城管权力边界的呼声不绝于耳，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矛盾与冲突也屡屡发生。根据上海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上海市4000名城管队员，人均受到不法侵害1.5次。
“看起来不只是小贩害怕城管，城管也害怕小贩”，有学者评论说，“这足以让人反思目前的城市化是否健康”。
现在2006年已经过去。上海将制定《城市设摊导则》作为2007年便民利民措施之一，这表明城市管理者在新的一年里，管理思路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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