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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洪说他这些天一直处于“风暴”之中。“风暴”的中心就是杨武那座“孤岛”。
当了5年多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区委书记，鹤兴路片区一直是郑洪的一块心病。“确实影响形象啊，有时候我陪朋友去看，他们都说郑洪你这个地方应该改造啊，我说快了快了。”
2005年9月，郑洪在网上对关心鹤兴路危改工程的网友曾描绘过改造后这块九龙坡区黄金地段的面貌，并确信拆迁会在2005年10月完成。
但事物的发展没有按照郑洪的逻辑走，“最牛钉子户”事件就在他的“乐观”中开始孕育，并在不久前形成全国性关注焦点。
每天都坚持上网的郑洪记得很清楚，当3月末“钉子户”事件达到高潮时，“支持户主杨武吴苹夫妇的高达80%多，预测要强拆的达到40%多，预测和解的只有30%。”
据说，“暴风眼”总是平静的，其实并非如此。“汪书记(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和王市长(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多次作出指示，而我除了书面汇报，一般每天还要给书记、市长汇报两次，最多的一天要跟汪洋书记汇报5次，此外还要给建设部等相关部委汇报情况。”
每天郑洪都能接到来自全国关切此事的电话，“关切的电话中有五六个主政一方的官员，他们很关心，但也没谈出具体意见。”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拆迁运动方兴未艾。显然，其他城市的主政者也在感受这一拆迁时代的阵痛，关注着“风暴眼”中的郑洪和重庆其他官员。
4月9日，吴苹主动致电本报记者，在事件结束后首次露面接受采访，详述最后谈判的情况，并表示“感谢网民，感谢媒体，感谢政府”。
4月10日，风暴渐去后，这一事件中的主事者郑洪第一次坐在媒体对面，一口气说了3个小时。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等其他该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相继与本报记者长谈，细说当政府遭遇危机之后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以及重归平静时收获的教训和心得。
大风起兮
如果说郑洪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事件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则是最为重要的协调官。
他说，“钉子户事件”给他的压力，“40年的人生中从未遇到，一生可能也就这么一次”。
这个事解决过后，他觉得是自己人生中一次很难得的经历。“我一个区法院的院长专门两次去市长办公室陈述事件在司法框架内的进展和意见。”
今年元旦过后，张立从另外一个县换届来到九龙坡区。3月16日，他才正式被选为院长。面对的第一件棘手的事情就是“钉子户事件”。
3月17日，星期六。当上院长第二天的张立接到副院长的电话，告知有媒体要来旁听3月19日关于杨武房子强拆裁定的听证会，他觉得很错愕，当时根本不知道网上已经流传了“最牛钉子户”的照片。
“当时觉得跟媒体打交道是件很麻烦的事，生怕说错一句话，便拒绝了采访，坦率地说现在很后悔。”将近一个月之后，他这样对本报记者反思。
3月19日听证会那天，张立再次惊讶，“怎么有那么多记者来了？”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加速，“这种案件一年二三十件是有的。唯独这件引起那么大关注”。
那天，法院责令被申请人杨武在2007年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管局的拆迁行政裁决书。
之后，局势爆炸性发展，全世界的媒体蜂拥而来，等待22日那场强拆。
“3月22日是自动拆除的期限，不是强拆的期限，即便是那个4月10号的期限也不是强拆期限，而是说4月10号后随时可以强拆，我也有可能4月20号来拆。”张立解释说。
但这个教训让他开始反省对待媒体的态度。“局势陡然紧张起来，我感觉到我很迟钝，才意识到局势很严重，跟高院领导和区领导汇报，决定要改变策略，不能再和媒体隔绝，主动打开大门，市高院和区委都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做法。”
夜以继日的紧张
“事情在22日上达到高潮，长枪短炮都在那里守着到凌晨。”郑洪说。
那个晚上，张立在他的办公室通过关系和吴苹通了个电话，“她当时很亢奋，说要调解可以，但必须撤销之前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和法院的司法裁定，这等于自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司法程序的原则我们是无法后退的。”
“网上很多人对我们国家的强拆制度、对国家保障私权的做法有争议，但作为法院，我们是无法推翻现行法规的。”张立说。
这是杨武独上危楼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吴苹说她那个晚上一宿未眠。
那个不眠之夜同样属于政府和法院的工作人员。官方决定，23日上午开一个通气会，22日晚上张立忙了一个通宵。
当时开发布会的主要意思是告诉媒体22日晚上不是强拆。但发布会只宣读和散发通告。“第一次面对媒体，没有经验，又害怕言多必失。”张立回忆。
当时有各种意见，“甚至有同志提出法院和房管局、区政府一起开新闻发布会，法院方面觉得很不合适，房管局是行政机关，法院审查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如果一起开)社会会怀疑法院丧失了独立权。”张立说。
作为区委书记的郑洪明白这个道理，“在国外，政府官员和法官是不会坐在一起的，但国外记者不理解中国的党委领导”，最后，法院单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样地，政府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法院也不参加。
其他细节也反映了当时的紧张：发布会现场安排在哪里？应安排多少容量？拆迁户会否来闹事？控制现场局势应否安排法警执勤？法警穿制服好不好？是否穿便装？
到23日凌晨一点多才安排妥当，张立回到家，刚洗完澡，一个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通知不期而至。
重庆市公安局领导从治安角度，担心现场引发群体性事件，各相关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从凌晨两点开到早上七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郑书记都熬了一个通宵，房管局汇报纠纷是怎么形成的，宣传部汇报媒体为什么来这么多，法院则介绍案件前期的情况。”
早上七点，张立回到办公室，他只能睡2个小时，9点开通气会，“来了61个记者，代表40多家媒体。记者对我们只发通稿不回答问题的做法很有意见。”
“老实说，这个发布会开得晚了点。”郑洪说，之前媒体多是从吴苹方面得到单向度的信息，局面一度被动。
从那次发布会起，由九龙坡区委宣传部、房管局和法院各自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形成机制。
郑洪要求，无论是政府还是法院的说法，相互不能矛盾，内部统一起来，把事实真相核实清楚，不要相互指责，事情完了以后再总结经验教训，“虽然晚，还是起到了效果”。
上午开完通气会，张立仍无法休息。3月23日通报会下午，重庆市高院召集3级法院召开会议，研究法律上的问题，看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对。
事实上，早在3月10日，九龙坡区就成立了处置鹤兴路片区拆迁工作组，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琪挂帅，随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便由区长黄云亲自挂帅，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维稳办相关处室也加入了工作组。
郑洪透露，政府内部讨论时，很多人主张强拆，因为这样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我们觉得强拆付出的行政成本比较高，仍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渠道使双方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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