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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4月15日报道：湖南省纪委透露，目前已初步查明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3000余万元，不明财产近5000万元。
这几乎已经成为反腐败新闻里的一句“格言”———“格式语言”：除了已知的巨额贪污受贿款，另有××××万财产来源不明。而“来源不明”的财产，又往往远远多于已经查明的赃款。例如，同属郴州“窝案”中的贪官、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也是如此，他涉嫌受贿1434万元，更有高达1765万元不能说明来源。
事实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实际执法中暴露出来的弊端，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关注、设法扭转的呼声由来已久，甚至，有识之士早已将此事捅到了全国两会上。早在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陈文华先生就提出，现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的规定明显偏轻。“实践证明，这一罪名的设立现在完全有违立法者的初衷，不仅没有起到预防和惩治犯罪的作用，反而成为某些国家工作人员严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因为，按照现有刑法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是5年，这显然远远轻于法律对贪污、受贿等罪的刑罚。因此，一些腐败分子千方百计掩盖违法犯罪事实，牟取巨额非法利益，一旦东窗事发，也可用“说不清来源”一推了之。这不仅不能有效遏制贪污腐败，反而会助长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现实生活中，许多被查处的贪官往往都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敛财的数额巨大而领刑甚轻，完全不符合“罪责刑相当”的原则，更会给老百姓以“司法不公”的强烈印象，重创法治公信。
一个国家及其法律制度是否具有社会公信力，是法治能否得到确立的试金石。如果人们怀疑法律本身的公信，则法治自然无法确立。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来源于公民对现行法律的积极态度和评价。我国刑法1997年增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意是更好地惩处贪污腐败，为司法机关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但是随着职务犯罪更加复杂化，此罪刑罚滞后性、不当性问题凸显，明显不能满足惩治腐败斗争的需要，已经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一国家法律的积极态度和评价，从而严重挑衅法治公信，不利于反腐败，不利于推进民主法治，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因此，修改现行刑法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已经是当务之急。
然而，修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而反腐败片刻也不能迟疑，对曾锦春这类腐败大鳄的查处更要雷厉风行。所以，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就需要有关反腐部门作出更大的努力，对曾锦春高达5000万的“来源不明财产”务必继续进行彻查。可想而知的是，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决不意味着这些财产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高达5000万“不明财产”的背后，肯定还掩盖着更多乃至更大的腐败秘密，因此，这不仅仅是要使曾锦春受到应该受到的法律惩处的问题，更是这场反腐败能否斩草除根、获得真正胜利的问题。
因此，吁请有关部门，“宜将剩勇追穷寇”，务必对这5000万继续追查到底，将更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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