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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致周汝昌的亲笔信
笔者与周汝昌先生合影
地灵人杰的南开中学，百余年来为各界哺育了众多精英人物，单在“红学”研究方面，南开中学的王昆仑(师)、端木蕻良、王瑶与周汝昌等人均有不俗的成就，而成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被海内外公认为红学大家的周汝昌先生。
集资深红学家、著名学者、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的周汝昌，本字禹言，号敏庵。1918年4月20日生于天津南郊咸水沽镇一书香之家，兄弟五人，他最小，其父周景颐是前清秀才，当过一任咸水沽镇长。母亲李氏天资聪颖，读过不少诗词、小说。特别是母亲从娘家带来的一部《红楼梦》，成为周汝昌日后走上红学研究道路的启蒙教材。
1926年，周汝昌8岁插班进家乡的田家坟小学，15岁考进市内觉民中学。1935年，17岁的他以入学考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入名校南开中学。这让他十分高兴，因为南开中学于他家还有着一段特殊情缘：一是他清楚地记得姑父李象模，在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结下深厚友谊，姑父与周恩来的合影照曾在姑父家摆放多年；二是长于他六岁的家兄四哥祜昌也是南开中学校友，且享受过六年“完整”的南开中学教育。周汝昌庆幸自己能够进入这所名校。
2004年天津南开中学百年校庆前，应笔者之约，周汝昌先生这样撰文回忆道：“一入南开，两个天地。那时的高中，真了不起，简直是个小学府。学生的知识来源、思想天地、生活实践，都那么不同于‘高级小学’式的中学校。首先是生气勃勃，活跃非常。校门外书店即有两个，摆满新书、杂志、画刊。学生床头多有小书架，读物甚丰。课程特设“社会观察”一门，到工厂、慈善机关、社会组织等去观察了解、我要说：这太不平凡了！我不知道天下有几个中学能像南开这样的有规模气派，品味水平？我多次在拙文中称赞母校是个‘小学府’，大大超过了众多一般水平的中等学校，这不是个人的‘感情用事’、‘夜郎自大’吧？”(摘自于《百年风华》序言三《百载南开，风流文采》，2004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附墨迹)
正是在这‘小学府’内，周汝昌对诗词等学问萌生了兴趣，同时对红学研究，也有了苗头。他说：“回忆个人对学问萌生兴趣，应自高中时期为起点，因为初中时还是诗词迷，而在南开高中时，我已经爱上了《词学季刊》，对夏承寿、龙榆生等词学名师十分敬幕，而且有了‘治学’的初级活动，如研究词调音律，写成长篇论文，登在校刊《南开高中》上。
孟志荪先生教诗词，是自编的《诗经》教材，很多新意，可见当时师资水平。另一领域是中英互译，我为学好英文，细读《牛津字典》C.O.D.与P.O.D.两种，并开始英译冰心的小说，汉译林语堂的英文随笔，并得过学校翻译比赛的奖牌-‘银盾’。
同时，我和名副其实的‘同窗契友’(同班、同室、同喜文艺)容鼎昌(今以笔名‘黄裳’为世人所知)，不时在校刊上发表各类文字——散文、随笔、译文、论著、诗词。而且也是在这个时期，与黄裳每晚大谈《红楼梦》，对红学研究已有了苗头。”(摘自《百年风华》之序言三：《百载南开，风流文采》，2004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1937年，周汝昌在天津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适逢日寇侵华，他因不愿接受亡国奴教育而两次辍学，三进燕京，（后入燕大中文研究院）。在燕京，他继续进行在南开中学已起步的红学研究。
1948年6月，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把自己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托孙楷弟教授带给了还是大学生的周汝昌。正是由此，1948年周汝昌严谨治学，完成了《红楼梦新证》主体，于1953年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版三次，以其开创意义及丰富详备，而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后的《曹雪芹小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艺术》等十几部红学专著，均取得了创造性成果。
新世纪最能体现周汝昌红学贡献的学术成果是十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及其普及本《周汝昌精校<红楼梦>》。从《<红楼梦>新证》到《<石头记>会真》，可以说是周汝昌一生治红学的两个最具标识性的“里程碑”，二者都是“集大成”式的著作。周汝昌是我国闻名海内外的一位红学大家，曾被台湾《联合报》誉为“国宝级人物”。
1984年，随着南开中学八十周年校庆活动，校友会也开始恢复活动。很快，情系南开的周汝昌先生回到母校南开中学看望并留影。（附照片：周汝昌（中）与学校、校友会负责人合影）。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笔者做校友会工作已有十多年，与老校友周汝昌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笔者曾多次去府上拜访周先生。平时与周先生的书信来往和电话联系不断（附笔者与周汝昌先生合影）。遇有大的校庆活动，便请周先生或撰文或题诗，周先生毫无大学者的架子，他总是和蔼谦恭，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即便是近年来，他已年近九旬，体弱多病、行动不便且目力极差，在看不清笔头的情况下，老人为了母校，仍然会捉笔书写，情景十分感人。（附1999年，周先生为南开中学九十五年校庆的题诗）。
最令人感动和永远难忘的是今年大年正月初四（2月21日）上午九点多钟，笔者在家中忽然接到北京周先生女儿仑玲替轮椅上的父亲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李先生您好! 我父亲让我一定先给李溥先生打电话拜年，并告诉温总理来信的事！”
我一听，很是高兴，连忙请仑玲代我给周先生拜年。紧接着她更加兴奋和喜悦地告诉说：“昨天（2月20日，正月初三），文化部派人来我家，送来温家宝总理给我父亲的亲笔信。”紧接着她补充道：“总理的来信是2月19日（大年正月初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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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题写南开校歌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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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儿，我手握电话高兴地站了起来，大声对仑玲说：“请你快把温总理来信全文读一遍！”
仑玲以难以掩饰高兴的语调在电话那头读道：“汝昌先生：惠书并承赠《红楼梦》最新精校本，均已收到，极为感谢。先生历时六十载，细校十余个古抄本，精心细致地对八十回《红楼梦》进行了新的校订工作，成为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令人感佩。值此新春佳节，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专此敬复。顺致敬礼。温家宝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九日”。
很快，笔者将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的温总理于新春佳节，亲笔复信给周汝昌先生并对先生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严谨治学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写下中国文坛一段佳话的消息，转告京津两地南开中学同学会负责人，大家如沐春风，一致表示以周汝昌先生为治学范型，严谨治学，深入发掘和阐扬中华文化的深邃和伟大，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命脉和本质精髓努力发扬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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