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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政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姜继为在本周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剖析中国存在的“行政依赖症”问题。文章指出，“行政依赖症”的存在，给公共行政自身和社会的各项事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造成行政机构的臃肿，加大社会财政负担，产生大量的官员，增加了内耗的频度和协调的难度。
“抱粗腿”现象体现的是“行政依赖症”
文章指出，在中国公共管理中有这样一种倾向，不论行政体系内还是行政体系外，很多人对上级行政都有较大的依赖性，常常寻找大权威，“抱粗腿”，要求特殊政策，借用领导权威推进工作。还有一些行政机构或非行政组织，热衷于设立下级行政性机构，繁衍自身的科层体系，不断给行政组织创造出“腿和脚”来，似乎不如此，机构就不够气派堂皇；没有下级来承接业务，工作就难以展开。
上下级组织的依赖还常表现为官员之间的人身依赖。一些下级官员视上级官员为长辈、恩人、导师，每天围着领导转来转去，寻找替领导办事、向领导献媚的机会，努力表达自己的忠诚；上级常把下级当作心腹、子弟、跟班，遇事就伸手求助，遭难就紧急调援，自身的职责、问题，下级必须责无旁贷地出点子、出文章、出力气，更要出钱。
产生“行政依赖症”的根源
文章指出，在中国之所以会产生“行政依赖症”，首先是因为行政权力过大，各权力结构不平衡。
从新中国的历史看，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大政府”(党和政府等权力机构的总和)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国家事无巨细都由政府操办，人们吃饭穿衣找政府，就业住房找政府，夫妻闹矛盾也找政府。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自然导致人们对于行政的依赖心理。
从获取利益角度看，这是人们行政行为的基本动力。满足利益最关键的条件是资源，如物质资源、财政资源、政策资源等。这些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有权力，就会成为中心，人们就会依附于他。在过去，中国的各种资源都集中在“大政府”手中，权力高度集中，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一般都由政府说了算，人们不能自己吸纳资源、调动资源，也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因此只能依附于行政之上。
文章指出，官本位下，上级官员或机构对于下级、对于社会，就是权威、根本，决定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势必事事服从上级、请示上级，唯上级的意志为转移。而官僚体系自成一统，与社会分离，也使得他们只能从内部寻求解决问题、落实决策的途径和人选，必然严重依赖下级，要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耳目和腿脚。
文章还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产生“行政依赖症”，还有传统文化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就被笼罩在宗法的网中，隶属于“圣君”、“慈父”和“父母官”，唯上唯书唯大人；历来都缺乏个性、自我和独立意识。现代行政集权加重了这个倾向，人们从私人生活中的依赖进而扩展到公共生活中对行政的依赖。长期的人治教会了人们去依赖行政、依附官员。
治理“行政依赖症”之策
文章认为，“行政依赖症”的存在扩大行政权力，强化集权倾向；降低人们的独立性、创造性，稀释社会的活力和动力；组织过细过密，管理过于繁复且效率低下。因此，对于“行政依赖症”，应想方设法尽力克服。
文章认为，要破解“行政依赖症”，国家需要推进行政分权放权，促进社会资源占有主体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从管制型改造为服务型；完善政府结构设计，取缔一些无用的机构与职位；健全官员责任的考核、奖惩制度，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权。
另外，还要提高全民包括官员的自身素质与能力。中国要注重思想观念上的教育和重塑。主要包括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仆意识、责任意识、权力意识、权利义务意识，以及独立的人格与心理等方面的教育和重塑。要开展全社会的启蒙运动，启科学、民主、法治之蒙，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对行政人员的公民教育，努力消除他们头脑中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本位思想和特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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