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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出“魏玛化”阴影
从应付“帝国后遗症”的角度看，应当说叶利钦时代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历史积怨至深的各族之国，俄罗斯人又只占前苏人口不到一半，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危机之积累也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八年中能使俄国基本保持稳定，苏联和平解体、俄罗斯境内除车臣等边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在漫长的过渡期中俄国既没有由混乱发生内战，也没有导致人们因厌乱而走向极端，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俄国的“魏玛化”危险或重蹈1917年“二月民主”覆辙之可能，但俄国人民近来反而出现了日益“中派”化的趋势：1998年以来各方的民意调查显示左右两翼(俄共与叶利钦身边一群人所代表的寡头自由派)影响下降，极左极右(安皮洛夫式的“斯大林主义者”与日里诺夫斯基式的法西斯倾向)更不成气候，而以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为代表的中左翼和以“亚博卢”为代表的中右翼则地位上升，这在世界历史上帝国后遗症事例中是极少见的，而对于传统上向来好走极端、中派从未成事的俄罗斯来说就近乎奇迹了。尤其在1998年出现金融危机、叶利钦本人的行事又日益病态、社会不满加剧的情况下就更是奇中之奇了。无疑，在社会心态“中派化”的情况下出现“左”或“右”的新铁腕、重演魏玛共和或二月民主悲剧性结局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叶利钦自己要想耍“铁腕”——在民主化进程中叶利钦的成就就在于连他自己也极难能扭转这一进程了。
俄罗斯没有乱出内战，没有乱出极端化，当然更没有落到请外国人来“立新”的地步。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向驶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行驶。
这样的局面，要说叶利钦“只破不立”是不对的，他“立新”无术，但毕竟还是“立”了。在政治上，俄罗斯没能建立完善的民主程序与有效的权力制衡，但毕竟已经有了公认的议会与总统选举，有了强大而合法的反对派，有了“可以反对的政府”，有了基本的政治自由与公民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有了“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而反对只准拥护的政府”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现行俄宪法赋予叶利钦的权力虽然在民主国家看来几乎相当于“新沙皇”，但这毕竟是在与反对派竞选中产生的“民选沙皇”。在他统治下，民选议会固然没有多大权力，但绝非橡皮图章。它成己之事则不足，败叶之事则有余。8年来叶利钦的意图在民主程序面前碰壁的事不知凡几：从宪法法院的裁决、“十月事件”被捕者的重获自由并重返政治舞台、总理提名的被否定、“官办两党制”的失败直到他无法选择继承人。当今俄国政治上最受抨击的莫过于炮打白宫与政治暗杀。但这两件事是典型的“民主制下的反民主罪行”，它一方面表明如今俄国民主的脆弱，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主的存在。而在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岂能有抗命的白宫和非暗杀不足以制服的政敌出现？
有人说，斯大林时代对反对派是从肉体上消灭(外加诛连九族)，赫鲁晓夫则是从政治上批臭(如对马林科夫等)，勃列日涅夫是悄然的组织处理(如对谢列平等)，戈尔巴乔夫时代则能将其排挤出官方体制，却不能阻止其在体制外发展(如对叶利钦)，而完善的民主制下一个领导人是不能只凭自己的好恶任意把谁排挤出官场的。在这一点上，叶利钦并没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前进多少，但他也没有后退多少。他与戈氏一样可以把异议者赶出官场，却不能阻止其通过体制外途径再“回来”。平心而论，今日俄罗斯的民主与自由已不是有无的问题，而只是多少的问题。这样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戈尔巴乔夫奠定的，叶利钦不是“俄罗斯民主”的创立者，而只是守成者。然而多少“帝国后遗症”的事例告诉我们，这个守成也决非易事。
俄国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更严重，但如下所言，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比政治转型更困难，这不仅与中国比，而且与中东欧诸国比也如此。因此叶利钦政权在经济问题上比政治问题上更被动，也不全是他的“错误”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存在着比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比西方国家更大比例的灰色经济，因此正式统计中反映的经济总量下降与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明显是高估了的。这也可以解释：何以从这两类数据看来俄国似乎比魏玛德国与1917年二月的俄国还要糟糕，但俄国公众的一般情绪不仅没有后两者那样的极端化与革命化，反而出现了“中派化”的局面。
再从体制上看，俄国并未建成有积累激励的产权制度与规范竞争的市场体系，但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还是建立了的。实际上，俄国的经济问题有相当成分是因政治不稳定所造成，并非单纯的经济体制问题，尤其在叶利钦时代的始末两端、即炮打白宫前的府院对峙时期与切尔诺梅尔金下台后的政府走马灯时期，经济受累于政治的程度更大。因此叶利钦最大的失策与其说在经济上，毋宁说还是在政治上。但从当前俄国公众情绪的“中派化”看，俄国政治混乱加剧的可能性不大，而只要叶利钦之后的权力过渡能按宪法程序完成，俄国政局的渐趋稳定是可以预期的，俄国经济的好转与发展(无论在体制更新方面还是在总量增长方面)也是极有可能的。
如今人们在评论俄国经济时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休克疗法”与“激进改革”，其实俄国经济问题远比“激进”“渐进”这对范畴所能解释的复杂得多。但如果把问题简化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话，那么这种干预也有权利与义务两个方面。俄罗斯过渡时期国家“放权”中产生的问题能否简单地说成是过于“激进”，本身已可怀疑(详后)，而在国家义务的卸除方面肯定不是过于激进、而是过于缓慢。8年来，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长期滞后于其他经济改革，国家包下来的福利负担并没有减轻多少，(从这点上看，今日俄国其实还是相当“社会主义”的，至少此种成分不比中国弱)，而国家可动员的资源却严重地萎缩。(在这一点上，俄国又比许多西方国家更“自由主义”)。因此造成严重的财政-金融陷阱。而财政-金融危机正是俄国经济中的核心问题。然而俄国政府之所以收不上税，国家包下来的福利制度之所以难以改革，归根结底也还是政治条件决定的。
因此今日的俄国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连环套，它有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两种可能。但从近来俄国政情的“中派化”与经济的稳定化看，良性循环的可能性更大。叶利钦本人是否喜欢这种结果(显然，叶利钦极不喜欢卢日科夫，也不喜欢“亚博卢”)并不重要，但“叶利钦时代”产生这种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正如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叶利钦，但“戈尔巴乔夫时代”恰恰在逻辑上导致了叶利钦崛起一样。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他失败了。如今，由他不喜欢的“普卢沙”联盟与“亚博卢”分别代表的“中左”与“中右”如果能成气候，那就像戈尔巴乔夫讨厌的叶利钦继承了民主事业一样富有戏剧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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