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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两会上，加快廉租房建设的提案成为全国政协的1号提案。记者近日在京津冀采访时发现，连年暴涨的房价令低收入人群苦不堪言，很多老百姓时下只有把惟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廉租房上。但地方政府多用补钱方式代替补房，建设廉租房不积极，导致目前廉租房供求严重失衡。
廉租房短缺绝不是个小数
“北京的廉租房太少，我家周围也就有一两户，大多数家庭都不够条件。”家住大栅栏一带的王先生无限感慨。王先生失业在家，一家三口全靠妻子的825元退休金，这点钱也就够租房、吃饭。“其实我们也没多高的要求，有便宜房子租住就行，租私人的房子太贵。如果政府能分给我们廉租房，我们肯定按时交房租。”听说政府将加快建设廉租房，王先生很激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居住稳定，是每个低收入老百姓的梦想，他们都盼着能住进公房。跟全国的情况一样，北京渴望住上廉租房的这些既不够“吃低保”，又无力买房的低收入人群为数不少，他们被称为“夹心一层”。据北京市廉租中心在市内危改地区做过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这几年每次城市拆迁中，拆不动的家庭占30%，其中只有5%符合低保条件，剩下的25%便成了“夹心一层”。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各地在廉租房对象的确定上基本根据三个指标：户口、家庭月收入、人均居住面积。北京明确规定只有具有当地城镇户口的居民才能申请廉租房。去年年底廉租房照顾对象扩大时，市建委多次表态要通过各种形式扩大房源，但日前记者就房源落实问题再度咨询市建委廉租房政策制定和执行部门时，他们采取了回避态度，“夹心层”何时纳入廉租房制度，仍然是一团迷雾。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近日透露，2005年建设部的调查显示，在城镇居民中低收入家庭里面，享受低保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仍然有400万户，政府通过廉租住房制度解决居住问题的，只有26.8万户，不到10%。
地方政府不再忙于建房子
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在政府无力建设大量廉租房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探索其他变通方式。例如，广州从1998年开始实施廉租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每年投入几千万元只能解决两三百户的住房问题，廉租房还是难以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
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广州市实行新的廉租房政策，从补“砖头”转变为补“人头”，也就是政府不再忙于建房子，而是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租金补贴，由政府有关部门帮助或由其自己到市场上租赁住房，补贴租金将直接打入业主的账户。在实施新政策后的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广州市累计解决了468户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目前，这一政策得到了其它很多地方政府的认同，基本成为市场的主流。2006年4月3日，北京市建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北京市廉租住房制度将以租金补贴为主，适当收购和建设一些小户型住房。截至2005年底，北京市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1.4万多户家庭中，采用租赁住房补贴或变相补贴的家庭占到了99%以上，而住上政府建成廉租房的家庭还不到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为了不建或少建廉租房，开始采取各种补贴现金的方式，以求短期内解决租房问题。
部分专家认为，当下许多地方对于廉租房制度的变通做法，即以租房补贴代替廉租房建设长期看未必有利。房租补贴虽然不需要巨额一次性投资，短期成本相对低得多，但由于需要持续投入，它的长期成本会比廉租房高得多。大面积、长期推行租房补贴实质上是把本届政府廉租房建设的任务往后届政府推，而随着物价的走高，廉租房建设越拖后，其所需的代价也就越高。
警惕廉租房制度被“悬空”
“房价越来越高，与住房过分强调市场化、忽视社会保障功能有关。”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近日表示，在大力经营城市的操作下，地方政府放纵房地产商的行为，推升了房地产的价格，忽略了百姓的利益。
廉租房建设之所以滞后，根源就在于廉租房制度被架空了，空有制度没有房子或者数量太少，已经成为目前廉租房制度最大的问题。为此，民建中央专门向国务院提交建议书，建议应该进一步明确廉租房制度定位，将保障城镇低收入居民的基本居住条件列入政府职能，将廉租房制度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将是否落实廉租房制度和解决了城镇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难列入每年考核各级政府工作政绩的内容。
不断降低廉租房申请的门槛，让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住得上廉租房，而且还能住得好，不影响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这才是廉租房制度完善与成功的标志。以往变补“砖头”为补“人头”的主流做法，看来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破解廉租房资金困境，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关键在于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积极努力，使得廉租住房建设制度不再被“悬空”。
“建议重构住房制度与消费模式。”任玉岭认为，房改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的房改不到位是存在的。在此前“国八条”、“国六条”等多项调控政策都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再持续出台一些调控政策，估计也难把房价调下来。为了真正解决居民住房问题，需要对整个城镇居民住房建设体系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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