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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行广东省分行原行长符史峰因被控13年前向某港商放贷1800万元人民币用于地产项目，从中获取30万港币的好处，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
头发已经稀疏的他，不得不颤巍巍地走上被告人席
66岁、头发已经稀疏的他，不得不颤巍巍地走上被告人席，为受贿30万港币的指控作辩解。据检察机关指控，1993年，符史峰和当时的农行中山分行行长、中山市某镇镇领导、中山信联公司负责人等人聚在澳门一起吃饭，席间提到中山分行打算贷款1800万元给中山信联在某镇投资房地产项目，但中山分行“资金有限”，需要从省行“拆借”。1994年2月7日，在符的同意下，农行广东省分行拆借给中山分行1800万元人民币。25天后，中山分行将这1800万元以8.85‰的月利率贷给中山信联。后中山信联转手又将这1800万元人民币折算成1500万港元，按照20‰的月利率借给了香港一刘姓港商发展房地产项目。按约定，该港商每个月付给中山信联30万港元的高额利息，前后一共支付了9个月共计270万港元。而这270万元做了“对半开”，一半由中山信联获得，另一半的“135万元”通过转账放在了农行广东省分行下属的一家香港公司的账户上，只有符史峰才能提取。1995年和1996年，符史峰通过下属、该香港公司总经理黄某先后分两次提走30万港币现金。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只要在网上输入“银行行长”，相关案例能调出很多
符史峰案再一次突显出中国的银行官员的腐败问题。记者在搜索门户网站上输入“银行行长”几个关键字，就可看到很多相关案例：
2005年2月1日，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所辖河松街支行发生涉嫌内外勾结票据诈骗案，数十亿元资金一夜蒸发，行长高山潜逃出国，在加拿大被抓捕归案。
2005年，建行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支行行长邵进民涉嫌票据诈骗1.499亿元；农行山西省太原市漪汾街分理处原主任张建国，涉嫌票据诈骗农行1.46亿余元。
2004年，中国建设银行广州芳村支行原行长张森淼违规发放贷款案(虚假按揭1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方城行长高合安挪用公款一亿元。
2002年5月13日，中国银行开平支行40亿资金窃案：三任行长，九年作案，4.83亿美元，是建国以来最大银行监守自盗案。
2001年，中国工商银行广东恩平支行行长郑荣芳玩忽职守，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36亿元。
出事的银行内部高官大多作风不正
记者近期连日在广州地区的检察机关、纪检及金融部门采访中了解到，银行内部高官在出事时大多存在作风问题。他们追逐金钱和享乐，犯罪时有强烈的侥幸心理。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职务犯罪案件涉案款项的去向看，赃款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挥霍和享乐，具体表现在吃喝玩乐、购车、参与赌博等等。
深知本系统制度监管漏洞，怀有侥幸心理
另外，不少人对其犯罪行为能否暴露存有侥幸的心理状态。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金融业务都十分熟悉，对本系统、本单位在监督管理方面和规章制度上存有哪些漏洞和可乘之机都比较清楚，所以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有的人一次作案未被发现，尔后便继续作案，作案持续时间长达几年。
监督机构虽然很多，但在权力面前不起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些单位只重视经济效益指标和经济利益的取得，渐渐地思想教育也只流于形式，久而久之一些思想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容易被利益冲昏了头。
再次，银行内部监督和管理制度虽然制定了很多，但在贷款审查发放各环节中仍不能完全排除人的因素；监督机构虽然很多，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络，但实际上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有章不循、不依法办事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资金是企业发展的血液，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不尽完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可以干预甚至决定一笔资金的流向。于是银行行长、信用社主任之类的人物，自然就成为了众人追捧的角色。
防范和内控机制在案发银行形同虚设
银行内部人员犯案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职务并不高的职员，往往也能酿出大案来。今年发生于4月14日的河北省邯郸农行金库5100万元被盗案就是最好的例子了。按照正常操作程序，管库员开启金库的门应该受到他人和录像的监管，而犯罪嫌疑人任晓峰和马向景竟然能够在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这么大的一笔钱移出金库，实为惊人。这说明犯罪嫌疑人作为银行的内部人员，显然对银行的摄像监控系统已十分了解。可见，金融机构严肃和近乎苛刻的防范和内控机制在案发银行完全是形同虚设的。 不管是银行内部的高官还是普通职员的所为，金融犯罪都是个沉重的话题。银行内部高官频频出事，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正呼唤着更健全的制度建设和更有力的打击力度，以防范与治理金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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