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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郴州
在郴州，记者先后寻访了多名律师和法官，希冀从法律的视角观察这座混沌的城市。“收拾贪官，只能依靠上级纪委，其他都是扯淡。”法官说。
“律师算什么？用土话讲，我们是‘提篮子的’，文雅点讲，我们是帮闲！”律师说。
在同行眼里，黑子林是个成功的律师，他的成功是自我奋斗的结果，值得尊重。他的老岳父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说：“这次事情闹大了，能不能搞定还不好说。”
更多的同行则是暗自高兴。“黑子林被干掉了，就该轮到我出头了。”当地一个律师并不对记者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开着宝马车，载着助手，在这个夜幕下的城市继续追逐出人头地的梦想。
新来的执政者，迫切地希望重塑这座城市的形象。他们破天荒地对全国各地的记者友好起来，甚至设置了一项舆论监督奖。
离开的时候，在郴州火车站，被曾锦春害得倾家荡产的受害者，托自己的亲戚，绕过排得长长的队伍，直接从火车站的办公室穿过，让记者方便快捷地登上了前往广州的火车。
郴州迅速地被抛在身后。
这所城市的故事终会在时代大潮中被迅速遗忘，或者将换一处地点重复上演。精英阶层不遗余力地从外部世界引入各种观念，在用各种模式改造国家的同时获得自己的利益，转过身却发现，身后那个前行中的中国并没有在理论的设计中变得日渐清晰。
每每有贪官落马，黄元勋总会打电话给他认识的记者。凌晨时分，当他打来电话时，睡梦中的记者根本没有弄明白是谁，可他依然滔滔不绝地描述起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尽管有些只是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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