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中国式监督8大误区：忽视监督相对独立性

　　长期以来，在有关监督的许多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和做法，使我们陷入误区。为了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监督体制和机制，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和讨论。

　　误区之一:无视分权而谈监督

　　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前提是合理分权。没有合理分权，就无所谓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三权分立”的过分警惕甚至恐惧而往往讳言“分权”，使有的人脑海里产生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党和国家政权只能集权而不能分权。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它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相违背，也不符合我们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实际。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笼统地反对过分权，更没有反对过合理分权。西方的“三权分立”弊病主要在于:一是它局限于国家机关自身内部的“三权”制约，而根本缺乏“社会”和“国家”的制约；二是在原则上是机械的相互平行、“鼎立”。这是它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对于我们来说不可取。然而，其中蕴含或贯穿的“分权制衡”原则本身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值得我们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汲取和借鉴。事实上，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此也是有所汲取和借鉴的。

　　在我国的人大制度下，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来都是分设或分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大体上也是分得比较清楚的，只不过是我国的这种“分权”排除了西方那种三权的相互“鼎立”，而最终统一于人大这一权力机关。通常所说的我国人大制度实行“议行合一”，并不符合实际，应该予以澄清。在我们党内，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以及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是分设的，“分立”的，其权力和职能也是大体上有所区分的，而并不完全是决策、执行和监督“合一”的，只不过是在实际运行上发生了“三合一”或“三位一体”(实际上是“三权集于党委一身”)的问题，而深陷误区难以自拔罢了。

　　误区之二:离开权力授受关系谈监督

　　监督，归根结底，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约关系，是权力授受关系的重要体现，也就是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督和督促。这是监督的实质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往往离开这个实质问题来谈监督，来抓监督。结果，虽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力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然而总的来说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要从根本上改变监督不力的状况，必须牢牢抓住监督的实质，调整和理顺权力授受关系，在党内建立起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党员(选举、授权)→代表大会(选举、授权)→全委会(选举、授权)→常委会”这样依次选举的授权链。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实际存在的“书记办公会→常委会→全委会→代表大会→党员”这种颠倒着的授权链，其中包括取消于党章无据的“书记办公会”。这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深层基础。在这里，首要的、也是最为基础性的，是党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选举对党代表和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实施授权；其次是党代会对全委会、全委会对常委会实施授权。只有处理好这种权力授受关系，才能谈得上强有力的监督。

　　误区之三:过分强调支持和配合，忽视监督的相对独立性

　　长期以来，谈到监督问题时，往往强调监督与被监督的统一性或相互支持和“合作”，而忽视监督者及其监督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讳言监督与被监督的“异体性”。受此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的专门监督机关常常被置于被监督者的控制之下，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受制于、依附于被监督者，使监督者实际上没有多少独立性。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专门监督机关难以独立行使监督权，使“铁面无私的监督”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监督，实际上是某种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对象实施的一种督促性或限制性的活动，因而监督对于被监督者来说，总是一种来自“异体”的行为，也就是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监督与被监督必然是“异体”的，而绝不是“同体”的。通常所谓“自我监督”或“内部监督”，那也是指同一个组织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监督，而不是指同一部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我们的“党内监督”，是指庞大的党组织系统内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监督，如上级对下级、纪委对有关党组织和党员、党员对领导机关、党委内各成员间等等的监督，无一不是这部分对那部分的监督。任何部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那都是“自我克制”或“自省”、“自律”，而根本不是什么“监督”。

　　误区之四:依赖于被监督者的“自觉”，而忽视监督的强制性

　　由于监督主体之行为缺乏独立性，必然导致把加强监督寄希望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而理论和经验都证明，被监督者由于手中所拥有的权力的本性使然，几乎都不愿意接受监督，甚至竭力逃避监督。把加强监督寄托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是不现实的，靠不住的。正因为被监督者一般来说没有这种自觉性或主动性，才需要监督；反过来，如果被监督者能够自觉或主动接受监督，那监督也就没有必要而成为多余的了。

　　监督本身具有强制性或被迫性。这是监督不同于其他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管被监督者是否愿意，监督必须强制性地实施。通常号召被监督者“自觉接受监督”，那只不过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或思想教育的配合，而并不是监督本身必然具有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