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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季羡林热”悄然兴起。前日，季老的关门弟子、也是央视“百家讲坛”名嘴之一的复旦教授钱文忠，在上海图书馆开讲“作为长者和学者的季羡林先生”，为读者呈现出季老多年来为“光环”所遮蔽的真实面貌。对于李敖日前炮轰季羡林不符合“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和“国宝”等“三项桂冠”，钱文忠回应“季羡林的学问，李敖看都看不懂”。
李敖的批评毫无意义
“尽管他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成就却绝不是一位作家；尽管他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数种文字，并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环境下，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成就却绝不是一位翻译家；尽管他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他主要的成就却绝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钱文忠告诉读者，季羡林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文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针对前不久李敖炮轰季羡林“三项桂冠”都不合格的说法，钱文忠回应道：“季羡林的学问，李敖看都看不懂，他评论季羡林，就好像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评论莎士比亚，毫无意义。”
文史哲只是季老副业
普通的读者，甚至北大的大部分师生，往往只能通过季羡林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和他对宏观文化、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他作为学者的一面。但是，在深谙季羡林之学的关门弟子钱文忠看来，这些了解“实在没有搔到痒处，只是停留在不完全的表面”。
季羡林前段时间公开辞去“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和“国宝”三顶“帽子”，引起全社会的热议。钱文忠认为，这固然是季老一贯深怀谦虚的表现，但也未必不是他对热闹背后的忘却冷漠有所抱憾。“季先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该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造与贡献。”
钱文忠指出，“学术泰斗”、“国宝”是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大可不必讨论。“至于‘国学大师’，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创造专业领域方法论
那么，季羡林究竟是凭借怎样的重要贡献而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呢？钱文忠在其新著《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示了以下这段话：“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季羡林的学术领域极为冷僻。他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时，就决定绝不利用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哄洋人来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把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人，很不以为然。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因此，季羡林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
钱文忠介绍：“他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引起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季羡林利用语尾变化、特殊的动词形态等语法形式，在几乎没有信史资料的情况下解决佛典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利用不同语言的平行译本解决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他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令几百年来研究该领域未果的西方学者为之钦敬。这些都具有极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仅存的吐火罗语学者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中国。但是，其作为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却被“文革”所蹉跎。季羡林无奈放弃了本行研究，转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文革”后期，季老担心自己会把梵文给忘了，就偷偷开始翻译《罗摩衍那》。据钱文忠介绍，这部印度史诗巨作现在共有3种语言的译本。“英日的两个译本，都是集其国内几十位学者之力耗费多年译成，唯独季老的这部中译本，是其在艰难年代凭一人之力所译。”
“文革”后，季羡林恢复了学术研究，在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争分夺秒抢回失去的时光，“季先生每天清晨4点就已早起，他房间的灯一直是北大校园内最早亮起的那一盏。”而其在“文革”中从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该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季先生本人并不喜欢吃糖，但他以糖史为切入点，重现了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为了做这个学问，他每天泡在北大图书馆，通读过《四库全书》。当时也没有检索系统，季先生靠死功夫做学问，看见‘糖’字就把相关资料抄下来，最终才撰成这部学术著作。”
季羡林晚年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直到今天，季羡林还是中国唯一一个直接研究吐火罗语语言本身的学者，他在这方面的藏书恐怕要超过国内所有图书馆的总和。让如此高龄的季先生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我们这些门生弟子、后生晚辈怎能不汗颜呢？”
晚年开辟诸多学术领域
季羡林晚年，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季先生是不下150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相关杂志主编。他赢得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难道不该对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吗？”
钱文忠认为：“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作为一名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放弃。”
面对方兴未艾的“季羡林热”，作为季氏弟子的钱文忠“既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如今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让钱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位从不追名逐利、满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当下讲究包装、炒作、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季羡林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吗？我觉得季先生也许会像巴金老人这样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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