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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钢
万钢做过仓库保管员、出纳员，开过拖拉机、当过生产队长；从德国“海归”到出任科技部部长，仅7年时间。研究汽车的他，仕途前进的速度更似飞机。
高端访谈
编者按：五十多年前，党外人士曾大批出任中央政府要职，其后的政治运动又令他们一度消失。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后者大量进入人大、政协等机构，但在万钢任职科技部部长之前，还没有人能进入国务院部委正职行列。而信息表明，民主人士出任部委正职，将不局限于科技部一个孤例。我们相信，这符合各界期待，也将是中共十七大前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亮点。
当然，也应该换个角度研判万钢的任职，一方面是“大国崛起”对科技创新能力有极高期待，另一方面，原有科技体制积弊沉重，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呼吁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对万钢还有“非政治”的期待。从我们将近四个小时的访谈看，他不像一个“激进的改革者”，而更强调“凝聚共识”，解决问题。诚如万钢所言，“没有共识，就没有成功的变革”。也许中国科技界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大动作，而是“大智慧”。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期待万钢，等待万钢。
5月11日晚，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艺术家王小慧被授予“德中友谊奖”，作为王的朋友，以及和德国的渊源，新任科技部部长万钢是此次活动的嘉宾。此时他的身份是“万部长”、“万校长”、“万老师”。
穿梭在人群中的万钢，无疑是焦点人物，他友好地和各界人士握手，回应来宾的祝贺，把“诚惶诚恐”、“责任重大”等词汇挂在嘴边。
万钢坦言，对这一任命，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考察他的履历，从德国“海归”到出任科技部部长，仅7年时间。研究汽车的万钢，仕途前进的速度更似飞机。
更早的时候，万钢做过仓库保管员、出纳员，开过拖拉机、当过生产队长。他说：“这段经历特别重要，让我对国情有了深入了解。”
他在德国攻读机械方面的博士。之后长期在奥迪公司工作，从前端的技术研究到后端的销售、售后服务，“在11年的工作里，我都参与过”。奥迪A4、A6等车型中，都有万钢的研究成果。
在前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女士的邀请下，万钢回国，在前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领导下，做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工作，其间又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现在则是“万部长”。
这几天，“万部长”正陪国务院领导视察同济大学，5月21日前后，“万部长”将随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访。在他的工作间隙，这位特别的新部长前后两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将近四个小时的采访。
尽管事先要求尽量“不谈科技部”的工作，但他还是很礼貌地“有问必答”。
“不能说是破冰”
南方周末：大家似乎更愿意从政治角度看待您的任命，还会联想到建国初期，党外人士集中出任中央政府要职的年代，您愿意看到这样的解读吗？
万钢：解读是媒体的权利，他们可能更关注我的任命是一个政治举措，我个人也认为，让更多的党外人士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我想，今后这样的举措还会越来越多。
其实，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执政党是很重视党外知识分子作用的，很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过政府部门的一些副职，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进程也很长，我出任同济大学校长，这个位置也是副部级，就是一个例子。
南方周末：但大家还是愿意把您的任命当作一个信号，甚至认为是“破冰”之举，您接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层含义？
万钢：不能说是破冰。说实在的，接任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才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尤其被称作“万部长”的时候，感到责任特别重大。至于五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没有深入研究。好多媒体把我的出任跟五十多年前比较，其实很多情况都不一样。
建国初期，共产党内缺少知识分子，于是很多在民主革命中和共产党结下深厚友谊、经过考验的民主党派人士，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部长甚至副总理，这很正常。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应该看到中共的变化，共产党在各条战线都积累了大量人才，很多人取得了很大成就。和他们相比，特别是在从政经验上，我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南方周末：您到北京后，要和部里的党组书记合作，怎么看待未来的这种合作？
万钢：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合作不太容易，实际上无论在同济，还是在科技部，我相信，都是一个集体决策和科学民主决策的过程。我们撇开政治、党派不谈，不管位置大小，无论你在引领一个公司或领导一个学校，都不能独断专行，对不对？所谓决策民主化，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决策。
南方周末：您似乎将政治的话题看得比较淡，这和您的企业经历、研究者经历是否有关？
万钢：我在国外大公司工作过，那里面根本就不讲党派。我亲自经历过很多决策，比如说奥迪的董事会会议，我也去听过，很多重大决策在实施前要经过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最后才由总裁拍板。
在同济大学，我们的行政团队和党委之间，合作很顺畅，因为我们都是在想怎样把学校办好。比如确定由谁担任某个学院院长时，我们更多会考虑候选人的能力和学院的需要，而不是先考虑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包括我们党委的集体决策，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只要方向一致，这种决策往往是科学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用过多去强调党内、党外区别，不要把集体决策过多地和党派连在一起。更多从民主决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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