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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城市有太多的理由争取特区身份，湖北、湖南、辽宁、广东、海南等省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极力争取本省的某个城市、城市群甚至是全部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的又一个“全国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从这些争夺的城市来看，特区争夺战其实是经济与政治资源争夺战，谁能获胜，谁就拥有了比其他地区更高的起飞平台。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我国的特区建设是改革从经济领域向全部领域逐步深化的过程，设立特区是为了减少失误成本，总结成功改革经验推广到全国所需。因此，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区，应有与前此特区截然不同的定义，有更宽泛的内涵，否则，中央政府大可不必兴师动众进行特区选拔赛，只要针对某个地区实行特定的优惠政策即可。
从两税合一等举措来看，政府取消企业超国民待遇的思路十分清晰，从逻辑上来说，对各个地区也应如此，而不能在一个地区实行流转税为主的税制而在另一个地方以消费税率为主，人为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公，延滞我国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建成。进行特区试点正是为了摸索出一条可以推广的公平之路。在战略上是为了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在战术则采用先头部队分头突进。
与以往的一切围绕经济而行，直接目的是为了推动GDP经济特区不同，在改革涉入深水区之后，经济的发展已不纯粹是经济问题，比如允许央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职业经理人选拔，或者允许民企进入任何政府未设限的领域，而是涉及政府行政职能、金融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配套试验改革工程。有关方面显然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一些改革举措将迟迟难以到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非公经济三十六条颁布至今，民企在大多数垄断行业仍然举步维艰，遭遇的玻璃门不断增厚。再如，经济改革至今，货币改革却步履迟缓，如果不建立国际市场认可的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制度，中国修修补补的货币政策将永远不敷所用，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受制于人。此次特区被称之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原因概在于此。此次报道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其改革试验的核心内容，“不仅可获得国家税收政策和资金项目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拥有部分地方自主权，可以在某些制度上先行先试”。
从根本上说，特区之特即政策之特，也就是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因地制宜的改革权限，这是政策权的部分让渡过程。在各地开发区同质化明显、效应不彰的情况下，加大体制改革创新力度已成各地的共同吁求。
以往的特区争夺战虽然一度被狭义解读为资金、项目与优惠政策争夺战，但从蛇口、深圳开始的试验早就表明，经济改革措施与行政改革措施在一个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合二为一的事，当时国企行政性用人制度的变更，与市场激励机制的实行甚至包括可以发奖金，在民间更多的是当作政治信号被解读，而不是经济信号。
从目前已有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看，改革牵涉到政府职能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等多个重大方面，与其说是一种经济优惠，还不如说是赋予了改革权力。在天津等地实行的金融改革试验，则使这些地区拥有了一定的货币市场的开放度，检验金融等市场的承受能力。特区之外的改革试点也有浓厚的全面改革意味，比如目前在东北实行的增值税改革就是针对工业基地出台的不同激励措施，对于我国的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各个地区之所以对参加特区争夺战热情高涨，并不全是误读了特区的含义，实际上，在其他地区政策被裹小脚难以创新的情况下，谁获得了特区身份谁就能获得改革的先机，抢先拥有市场，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如果天津、浦东等地奠定金融优势地位，不仅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发展拥有了明确的目标，还有可能借中国经济发展之大势，进一步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
设立特区的目的只有一个：取消特区，最终建成统一的大中华经济区，为特而特是对改革开放之始的特区原则的背叛。实际上，对于我国这么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来说，很难有一刀切的政策适用于所有地区，东部与中部的比较优势不同，所适用的政策应该有所区隔，如果将不同区域强求一律地维持在同一个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准上，中国经济恐怕只能集体向后转。承认因地制宜，承认不同的地区需要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需求，也就相当于间接承认财政联邦主义的某些理念，现在以特区的名义进行的试验，可以视作一个小心求证的过程。
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无法跨越特区阶段，但终有一天，各地因地制宜的发展会成为常态，地方法律政策与上位法、中央政策在矛盾中取得和谐，特区争夺战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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