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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谁，发明了“美女教授”这么个称号送给于丹，以资鼓励她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对国学问题的宣讲行动。当然，《论语心得》一书400万册的发行量，是更大的奖励。
前几天，有台湾大学哲学系的著名学者傅佩荣教授，提出了“宣传者论”，大意是说：于丹只起到了宣传《论语》的作用，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学孔子是好的，学孔子是有用的，其他的就谈不上了。这个比当初10博士对于丹的抨击要温和一些，但也更能点中问题的关键。
其实，要说对《论语》这些儒家经典的理解和研究，恐怕从汉武帝到清宣统皇帝这两千来年里，中国的任何一位进士、举人、秀才都要比于丹背得熟、读得透，因为人家10年寒窗不学别的，专学这个。而这位傅佩荣教授，据说是国学大师方东美的大弟子。方东美，不是一般人，那是跟熊十力、钱穆、唐君毅、杜维明这些宗师们一个系列的，都是新老国学、新老儒学的祖宗，当然不会把于丹放在眼里。按他们的标准，说于丹就是个“宣传者”，应该并不为过。
“宣传者”就“宣传者”吧，依我看，这个“宣传者”的称号并不低。
事实上绝大部分学者、教育工作者、传媒工作者，都是“宣传者”。宣传者的使命，就是在知识和公众之间架起桥梁。连很多艺人也是宣传者，而且这些宣传者的威力，比一般的学者或者著述都要大得多。比如我们都喜欢听单田芳的评书，我就发现，一部由他播讲的《隋唐演义》，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对隋末唐初历史的印象，要远远胜过真实的历史——虚构出来的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罗成等人成了本领最大的人物；瓦岗起义军的主要领袖李密成了胸无大志、贪图美色的败家子；历史上智勇双全的罗士信成了“傻英雄”；文韬武略的侯君集成了鼓上蚤时迁式的人物；勇武强悍的柴绍被描绘成羽扇纶巾的翩翩书生；相对次要一点的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等俨然成了对天下大势有支配作用的核心；而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人物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李靖等，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只字不提……别看就是这样的演义、戏说，却铸就了大部分老百姓头脑中的历史概念。历史人物的民间形象似乎永远比史书上的学术形象更乐于被人接受。
同样还是这个单田芳，再讲鸦片战争、讲太平天国、讲张作霖、讲太平洋战争，由于所依据的史料翔实了，所以给听众留下的印象也就成了接近史实的。由此可见，“宣传者”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几乎可以决定历史知识在公众头脑中是什么样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知识这东西，在书本上是一个样，在公众头脑中是另一个样。而且更重要的、更有用的，是它在公众头脑中是什么样。这个“样”由谁来决定呢？“宣传者”！
易中天、王立群这样的“电视学者”，事实上都是宣传者。于丹与他们略有不同，于丹宣传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更有普遍文化意义的哲学理念。哲学理念比历史知识要抽象得多，同时也重要得多，这些哲学理念在中国的影响已经有2500多年。所以，于丹这样的“宣传者”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中国人需要对自己的哲学理念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更新、扬弃和梳理。近年来的国学热，不能简单地视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火候，人们开始返回头来关注一些终极关怀问题了。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于丹们是应运而生，而且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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