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领导配专职秘书，已经泛滥了。现在很多县里边，连一个局长都要配专职秘书。”近期，媒体的关注又把“领导秘书”群体推向了舆论浪尖。
“秘书”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秘书是掌管文书并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有些领域的秘书亦称文书，比如企业公司的文秘人员，类似于写写划划、收收发发的书记员，为领导起草文稿。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秘书则主要不是写稿子。作为领导干部的身边人物，秘书从事领导干部的日常行政工作的服务、协助以及部分沟通协调工作，不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还包管领导干部的一切生活事务。
秘书：从书记员到拐杖与家丁
根据工作需要，领导干部配备秘书本无可非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秘书最早出现在党成立初期，当时党中央秘书由中央一名主要领导人兼任。1926年前后，有些机关的领导人被捕或暂时离职，由秘书代行最高领导职权；还有些机关的领导人由于出身工农，不识字，他们拟制决策性文件时主要依赖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农民出身的军人承担起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军人出身的领导干部一时很难适应和平时期日常政务工作，需要配备有文化的秘书协助处理公文等日常事务。可以说，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干部，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依赖秘书处理公文，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困惑的是，按照“四化”要求选拔出来的现在的领导干部文化程度较高，却仍然过分依赖秘书，出现了干部离开秘书什么也干不了的“拐杖化生存”状态。
干部配备秘书过多过滥的势头有增无减，甚至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把是否有秘书作为身份的象征。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分工多的、任务重的领导，因为工作，选配了秘书；而分工不多、任务不重的领导，因为面子，也选配了秘书，以致于一些市县“一把手”大都配有秘书，甚至副县长也配起了秘书，而且逢人便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秘书左手给副县长递上茶杯，右手“啪”的一声打着打火机，给副县长点烟。有媒体披露说，东北某省某市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多达20人，以致于开会需“板凳加长”，而其“旗下”的秘书更是多多。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主席刘志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向全国的县长们发出了这样的提问，“现在哪个县长没有配备专职秘书？”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只有副省级以上干部才可配备专职秘书。而且，副部长级的领导干部退休后，也不能配专职秘书。事实上，党政官员配专车配秘书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一种官场待遇。否则，四川、安徽等省也不会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取消省辖市、县(市、区)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配备，但效果并不理想。秘书过多的现象原因很复杂，有些上边的领导，总以为下级的领导“很辛苦”，甚至把配备专职秘书当作是一种“待遇”，知道违规而不纠，发现超标而不管。甚至有些上级领导自身也超标，又怎么去管别人？另外，秘书的多少问题，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英国学者提出的帕金森定律告诉人们，任何一个部门的领导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自己分管范围，扩大自己分管的职能，强调自己分管工作的重要，自然，部门设置就会越来越多，人员也会越来越多，机构也就越来越庞大。这种体制导致了部门多，部门内部的职能机构多，职能部门的人员多，自然领导的职数也跟着增多，从而造成秘书多。
违规配备专职秘书的不良后果
违规配备专职秘书造成的后果，一是秘书过多增加财政支出，挤占本来就已紧张的行政人员编制，从而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说得严重些，就是少数权势者对公共资源的挤占挪用，是一种超出职务范围的职务消费，是另一种形式的违规职务消费，甚至有人说它完全可等同于另一种改天换地的职务腐败。二是秘书过多造成领导过分依赖秘书，使领导干部进入“拐杖化生存”状态，这是比违规职务消费更为严重的现象。
领导干部的“拐杖化生存”表现多多。过去领导干部讲话，稿子都是由自己准备，秘书只是帮助整理和提供一些资料的数据。现在的领导干部则既配有文字秘书，又配有生活秘书，上至讲稿起草、工作统筹等工作基本功，下至饮食起居、来客接待等个人生活细节，都需要秘书来帮忙打理。“生活化”的秘书成了照顾领导生活的“保姆”、帮助领导办私事的“贴心小棉袄”。有人形容秘书工作就是守机子(电话)，提包子(文件包)，端杯子(茶杯)，开门子(车门)，等等。离开了秘书，领导就难以独立完成工作、无法更好生活，本应“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却养尊处优起来。吃、穿、住、行有秘书服侍，讲话、发言、谋事有秘书“捉刀”，领导既不用动脑，也不用动手。
过分依赖秘书、写作班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无论什么级别、不论哪种场合，除了照本宣科，一些领导简直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如果需要张嘴，便得有人为他准备稿子。久而久之，这些干部连讲话的基本观点与内容也提不出来，自身动手能力退化了、亲民意识弱化了。长此以往，会使领导不了解下情，养成不深入群众，有事找秘书的惰性。有的领导对秘书写的文章改都不改，直接把它拿到会议上照本宣科，少数领导进修考文凭，毕业论文是秘书代写，就连每次考试也由秘书代劳，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连在党校学习也让秘书写发言稿和小结。念秘书东拼西凑写出的讲话稿、走下属提前踩点安排的调查线路、会见经身边工作人员层层盘问审查而放进来的来访者—不少官员已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很难接触原生态的社会生活和民情民意。这种“拐杖化生存”，养出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官场政客，而非雨中送伞雪中送炭的人民公仆。
领导如何从拐杖生存到亲力亲为
有人说，秘书过多导致官员的拐杖化生存；还有的人说，官员的拐杖化生存造成了秘书泛滥，这个问题如同讨论是先有了鸡，还是先有了蛋一样。但不管怎样，不少领导的“拐杖化生存”状况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必须引起重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主席刘志忠，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特级教师潘守理建议，应该控制党政机关的专职秘书数量，大幅减少和控制各类办公室人员，提倡领导干部躬身行之、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得到网络上的积极响应。
笔者认为，解决官员的“拐杖化生存”问题，减少专职秘书的数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拐杖化生存”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秘书”太多，控制领导秘书数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解决的是，有些领导干部离开了“秘书”，什么也干不了，干不好。邓小平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只配一个秘书，自己亲自起草文件和报告，从不让人给他写讲话稿，他体会到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多动点脑子，对自己有好处。只有丢掉秘书这根“拐杖”，折断“拐杖官员”头脑中残存的特权享乐主义拐杖，干部亲力亲为，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干部的“拐杖化生存”问题。
另一方面要从体制入手，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入手，简化政府职能，精简政府人员，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机关庞大、领导太多的问题。领导少了，给领导配备秘书的数量自然会降下来。中央从去年开始提倡新一轮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一正两副”格局逐渐形成，精简高效的领导班子为减少专职秘书数量开了个好头。另外，有人建议，取消领导的行政秘书，将行政工作交由党委政府办公室集体负责，由办公部门负责人牵头负责，同时可为领导干部设置一位或者多位参谋秘书，供政策咨询用。这些顾问性的秘书可以从党委政府政策研究机构中选择，也可以从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中选，这些参谋秘书不参与领导干部的日常应酬，不介入领导干部的隐私生活。这不失为一种好建议，既可避免很多是非，也会促进领导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化，对解决领导的“拐杖化生存”问题大有裨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