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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重奖环保官员的政策一出，立刻把自个儿推向舆论的潮头。
政策确实夺人眼球。山西决定重奖空气质量改善、考核排名前移城市的“一把手”，最多金额高达200万元，奖励对象以个人为主。
焦点便在这“百万”上。若真能换回绿水青山，莫说百万元，就是千万元，也值了。但很多人不解的是：环保本来就是地方官员的职责，做好了，应该；出问题，是渎职。重奖的依据何在？
有句话耳熟能详，“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可以说是“老大难”，可以断言，在行政手段＋经济刺激＋舆论关注的多重导向下，那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一旦冲突就不要”的环保“潜规则”，确实能被有效遏制。
但质疑声也不无道理，如果“分内职责”必须动用额外重奖来刺激，也让人心凉，而且，也担心会不会引起诸如急功近利、伪造政绩的现象。
其实，不管是褒是贬，两种观点的背后，都指向了“官员问责”。
山西不是没有问责机制。去年一年，就对包括6名县级领导在内的发生了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35人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这个力度，其他地区难望项背。但“问责”带来的反馈，为什么还没有达到预期？
有可能是，“问责制”面临着一些困境，出现了弱化甚至异化的苗头。
弱化，表现在“小事问责”而“大事不问责”。当官员们为一些安全事故被问责时，像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制定政策不合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监管不力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等，却常常不能被及时问责。
异化，体现在事后追究的主体更多是“上”而非“下”。这就容易使得下级官员在决策思路上，仍然“唯上”，一旦判断不会引起“上面”问责的风险时，就可以在“分内事”中敷衍了事。
问责的困境，是行政体制中责权不清之弊。这在环保问题上尤其明显。
一个城市出现严重的环境质量问题，这恐怕很大程度上与当地主要负责人重GDP指标、轻环境保护的工作思路有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某些不正确政绩观，才导致当地环保工作负债累累。
但是，人们很少看到，地方负责人为此而被问责，甚至在政绩考评中都不会留下“污点”。而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硬指标”，在许多地方依然发挥着所向披靡的威力。去年，山西做过一次万人环保问卷调查，其中有道模拟选择题：“某市财政收入全省领先，但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您愿意让现任市长继续留任吗？”接受调查的市(厅局)长、县(处)长们，有90.8%选择“愿意”。这一句“愿意”，道出多少潜规则？
我们可以想见，山西省政府和环保部门，有多少无奈。选择“重奖治污”，是一个直面现实、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
只是，如果“问责”不能成为一种常态，“重奖治污”仍可能陷入另一个困境：治污成本将越来越高，而环境治理也会因越来越浓郁的“人治化”特点，使效果飘摇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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