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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老头儿钻被窝儿”
天津人说话哏儿，马三立先生一句“逗你玩儿”，入木三分。从方言里能看出一个地方人的性格。林希先生笔下的“津味”，部分来源于此。可是他说，完全用方言写小说不可取。而其笔下的《蛐蛐四爷》《买办之家》等等，呈现的是天津文化的大背景。
快报：方言里其实能体现出天津人的性格，比如嘎、直率等等。
林希：对，还有它的文化特色和生存状态。这也是天津码头文化的特点。过去咱们这个城市竞争太厉害了，人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每天要到河边扛活，船一来就赶紧卸货，没有时间像北京人那样站在马路边一说就是半个小时。码头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船和船、人和人擦肩而过，要求语言简练，我说两个字，你就明白了，之后没有时间去解释。两人碰面——“哪来？”“山东。”“干嘛？”“沧州。”就走了。
快报：您这本书的名字叫《天津话，逗你玩》。为什么人们一提到天津话都觉得有趣呢？
林希：这也和天津人的生存状态有关，这是种自我解脱、调侃。在天津这个码头上生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这个概念太重要了。天津爷们儿爱说：“我就是‘惹(ré)惹(re)’啊。”不是真想干什么。比如办个学校，学生招来了，成了，我就正经干起来，大家高兴；不成，就是惹惹一场。没有人会对你的行为负责，而你自己也不想心理压力过大，于是就采取那么一种态度。说话也是一样，哪说哪了(liǎo)。说出来，对了你就听着，不对你就把它忘了，别和我打官司。所以马三爷说“逗你玩”，把天津这种文化背景刻画得太透彻了。天津人“啪”地摔了一跤，站起来说一句“老头儿钻被窝儿”，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这放在美国就不行——这地方属于谁的？我在你这儿摔倒的，你得赔我多少多少钱，找律师打官司。美国没有“老头儿钻被窝”。
快报：咱们对事物看得比较淡，比较超脱。
林希：因为码头是个没有文化和法律、各自生存的地方，互相之间有强烈的竞争。所以人在这环境里怎么活？非常认真、紧张，可能就没法活，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我调侃。
快报：很多相声、小品都用方言，是不是它们有幽默的共性？
林希：本土化是根据当地人的文化心理和生存状态，把最严肃的事情稀释、缓解，所以各地的语言确实是幽默甚至可以说是圆滑的。这是方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快报：其实方言是很贴近民生的东西，所以大家容易在里面找到共鸣。
林希：对。本土化的语言需要共识。否则你说了我不懂，那不成了黑话、行话了吗？即便是黑话、行话，和方言也有关联。比如我们习惯说摆平一件事，“摆平”这个词就从黑话而来，你打我三拳我打你三拳，找齐，这叫“摆平”。但现在它成了通用的民间语言，你不能去追究过去它怎么用。反过来也是，可能很规范的语言会被用做某种代号、暗示。
快报：所以语言始终是处在流动的状态中的。
林希：是。比如去厕所，有人说是“上一号儿”。这怎么理解？没有典故，但是也没有人追究，不会有人问“二号儿”在哪？没有二号儿。很特殊的语言大家心领神会就完了。
快报：所以您一直强调方言这种东西不能太较真了。
林希：是，太较真了反倒琢磨不出味道来。
快报：您从开始写小说时就决定要用方言来写作吗？
林希：用方言来写作是不可能的，以前有很多作家尝试过，都失败了。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有种吴语小说，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垃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有人用天津话写作，不堪卒读。天津话有粗俗的一面。为什么有时它被别人糟蹋？就是粗俗的一面被发挥了，这对天津人的影响太大了。读贾平凹的小说你会发现，他使用西北语言是有一定分寸的，完全用了方言，读起来会觉得那个地方的人太愚昧了。
快报：您认为到底怎样才算“津味”？
林希：“津味”是指地域文化特点和文化心理说的，是说这类事情只能发生在北京或者天津，不完全是指语言。一读《骆驼祥子》，那就知道是写北京的车夫，到了天津来，他一定会有另外一种状态。所以“津味”是大的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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