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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的“三不管”
早年林希先生读书时，放学回家要走很长一段路。为了抄近道，他常常会从鼎鼎大名的“三不管”地带穿过。时间长了，那里的社会众生相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这个缩影般的地方实在极大影响了天津人的文化性格。他说：“不了解老‘三不管’就不了解天津人。”
快报：您在《其实你不懂天津人》里专辟文章谈“三不管”，但对今天的天津人来说，这个消失了多年的地方还有影响力吗？
林希：北京有个大栅栏，天津有个“三不管”，后者对天津人文化性格的影响应该是根深蒂固了。它那种谋生的文化是不复存在了，但它所形成的道德规范，在天津人身上还能表现出来。开汽车的撞人了还蛮横不讲理，围观的人就会纷纷指责，从气势上就把那股邪气压下去了；儿子对老人不孝顺，邻居们一起哄数落就把他给“治”了。这是码头文化、“三不管”文化引起来的。“三不管”那里没有法律，只有民间的裁决，这种性格和生活方式是会遗传下去的。天津人为什么爱起哄，就是一种民间裁决和道德审判，人们的善恶标准和伦理规范形成了一种生活势力。但在白领时代，有了“维权”这个概念后，马路上再有人打架与我无关了，有警察和法院去解决。当民间聚众的裁决逐渐消失之后，法律的介入就越来越必要，这是由经济发展而导致的个人地位和自我意识的增强。
快报：您对“三不管”有什么印象？
林希：穷、乱、粗野，确实不是个好地方。像我们这种七十岁以上的人，还在那里面见到过说相声的、用帆布围成摔跤场子的，像地痞流氓的浑不讲理、国民党伤兵抢劫这都见过，赶上一个“尾巴”。
快报：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么一个地方对天津人的影响那么大？
林希：那是当时人们生存的唯一平台，必须到那儿去挣两毛钱，用这钱买二斤棒子面，离开那儿就挣不来这个钱。你没有退路，只能如此活着。但凡有一线生机，谁愿意去那儿？那碗饭很不好吃，欺压、野蛮……没办法，就那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不大理解这种东西。
快报：您提到过去的水车、脚行这些事物都已经消失了。那么天津曾经的码头文化也随之消失了吗？外来元素不断介入，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的生活转变为一种现代风格了？
林希：码头生活特色已经淡化，它所代表的底线生存、竞争成分比较少见了。现在年轻一代基本上是小白领，只是还没有大的心理改变。如果出现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人群的话，他们没有经济压力，只剩下去寻找自我，那我们就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了。在北京，进出酒吧对当地人的心态影响太大了。郭德纲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在北京出现？就是对酒吧文化的另一种反应——部分人愿意去酒吧，另一部分不愿意去，就跑到下里巴人的地方去听相声。其实郭德纲的水平也不见得比别人高多少，但这种社会势力不知道会把什么给“托”起来。酒吧文化在天津就基本没影响，将来怎么样，要看天津的经济发展了。
快报：既然很多人“不懂”天津人，那么您向他们展示的是天津人怎样的面貌呢？
林希：是天津人的包容性，还有最基本的生存平台。中国人还缺少日本人那种自我剖析的精神，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一个人经济不足、地位不稳定的时候，比较在乎别人对它的批评，心理很脆弱，最怕别人说他不行，反之就不然。
快报：您觉得天津人的性格有没有略显遗憾的地方？
林希：有。有一年我到苏南去，当地服装市场是一本万利的，进一大包衣服两百块钱，到外面卖出十件就赚回来了。市场上是人山人海，但是见不到天津人。天津人不受那份苦、那份罪，就等着工厂发那几十块钱，饿死也不离开天津。这是多年来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是有惰性的。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看那些在立交桥下面打扑克牌的，一打就是一天，真没事儿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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