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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掉“the”打破了议程问题谈判僵局
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经过5轮、6轮商谈，一直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1982年9月和撒切尔夫人讲的，两年为期。到了1983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还没有解决。
此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说：“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也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比过去的态度总算是有所变化了。
中方立即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还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那是个夏天，大概是7月，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 e tran sfe r o f so v e re ig n ty 。柯利达跟我讲，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跟他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
西欧司的一位官员吴吉平后来到美国留学，在他写的《香港会谈风云录》描写了这段故事：“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
之后，我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
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
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我参与了谈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但是没有参加正式代表团。
放《火烧圆明园》时，只有英国使节没出席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领土，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英国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使谈判形成2∶1的形势。“三脚凳”就是想“以华制华”。他们想拿香港来否定我们，但我们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还制造所谓的“民意”，配合会场上的斗争。有些报纸整天发表文章，说：我们香港人欢迎英国继续统治，中共来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毁灭，诸如此类，要英国人不能让步。港督尤德这派人物尤为积极，几次策动由两局议员单独组织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对中国作太多让步”等等。
他打“民意牌”，我们也应该动员舆论。所以那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进行反击。碰巧当时我们拍了电影《火烧圆明园》，我记得好像是外交部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了，他怕自己下不来台，就没有出席。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港澳人大代表、港澳政协委员时又详细谈了香港问题。这次谈话着重讲了“50年不变”和“要在过渡时期中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
小平同志在这一段时期，屡次亲自直接出面做工作，稳定民心。
这时，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香港资本主义金融市场是很敏感的，所以物价开始飞涨，老百姓去抢购日用品，港币直线贬值。
本来英国人是想拿这个压我们，但我们的方针是，你搞你的，我们不为所动。结果1983年9月24日出现了个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他们自己倒慌了手脚。
英方的几招都行不通，我们的态度又比较强硬，用柯利达书中的话来讲：“中国固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不会为了香港繁荣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而牺牲收回主权这个民族的和政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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