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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穆扬是《人民日报》驻会记者。 |
今年高考将至，而今年又恰逢恢复高考30周年，30年前的一场“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激辩中拉开了恢复高考的序幕。当年，正是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和邓小平的最终决断，才使得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重新恢复，一个时代的拐点也由此出现。为此，本网在今年高考前夕，采访了那次座谈会的参与者，并以此作为恢复高考30周年的纪念。
穆扬，1926年出生于山东济南，原名杨竞武，1946年初到解放区，1948年调入《人民日报》。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穆扬是《人民日报》驻会记者之一，他和同事顶住压力，写内参抨击“两个估计”。
问：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后，你写了一份内参递交给中央，据说是跟恢复高考有关的，你能透露一下这份内参的具体内容吗？
穆扬(以下简称“穆”)：我参加过1971年的“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全教会)，这次会议主要是关于“两个估计”出笼的背景和过程。所谓“两个估计”，就是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及其帮派人物一手炮制的，对于恢复高考是起阻碍作用的。因此，我写了《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这份材料，希望它能推翻“两个估计”。
问：科教工作座谈会不是已经确定恢复高考了吗？为何“两个估计”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穆：根据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我是《人民日报》驻会记者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意见分歧仍然很大。一部分刚解放，原来就是教育系统的代表希望尽快推翻“两个估计”，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来办，恢复高考。但是他们刚刚复出，不太敢讲话。而各代表团里面的一些实权人物仍然坚持过去的十六字招生办法，还有一部分人态度模糊。每天一开会，大家就争论不休。
问：这样看来，在“两个估计”思想指导下，恢复高考的后续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那在这种气氛下，你写这份材料不觉得有风险吗？
穆：由于我参加过1971年的全教会，更能体会到推翻“两个估计”对于恢复高考的重要性、紧迫性。为此，我分别找到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和雍文涛，说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我想把这次会议的分歧写一份内参向上级反映。刘西尧和李琦不置可否。雍文涛说“你可以写”。别人都不同意我想推翻“两个估计”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意见。这一情况，更使我感到有必要向中央反映情况。
问：内参递交后，产生了什么影响？有没有达到你当时的愿望？
穆：1977年9月15日，编辑部把我写的材料以内参《情况汇编(特刊)》(第六二八期)报送中央。后来我才知道，邓小平在看过我写的材料以后，19日找教育部领导谈了话。9月20日，上午，参加会议的代表到教育部礼堂听传达，会前人们只听说“昨天中央找教育部领导谈过话”，详情就不得而知了。传达开始了，“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我一听，因为不知道结果如何，心提到了嗓子眼。直到传达过了好一阵，我的心才平静下来。其他参会者的表情也从茫然转为舒展眉头，露出了笑容。由此，“两个估计”终于被推翻了。我写的那一篇《情况汇编(特刊)》作为有关材料下发给与会代表，于是，这份内参也传遍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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