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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多为患”，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深刻指出，“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正是看清了这一点，他主导了随后的政府机构改革。
广东、重庆、青海、北京、上海等省市新一届党委委员已顺利产生，各省份的党委换届也将在下月全部结束。综观此次省级党委换届，包括更早前的乡、县、市党委换届，最醒目的亮点就是党委副职大幅削减。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党委实行较特殊的“一正四副”模式外，其他省份的党委一概确立了崭新的“一正二副”架构，相比于换届前，党委副职少了一半还多。
如此大力度的党委副职“瘦身”，可谓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所未有。不仅一洗副书记过多带来的职能重叠、效率低下的弊端，提高了党委决策的科学性，无疑还透露出中央高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智慧。这样的好事，舆论当然为之振奋。
那么，好事能否推而广之，惠及政府系统呢？
毋庸讳言，与“瘦身”前的党委一样，目前政府系统也存在副职领导职位较多的问题。一个县市乃至一个乡镇，正职之外配备七八个乃至十几个副职的现象，并不罕见。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称之为“官多为患”，说是“古今中外没有过”。
官多的“患”显而易见。从管理学上看，副职一多，就会破坏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本应有的“金字塔”结构，变成不科学的长方形甚至倒金字塔形，制约执行层的工作冲劲，下属部门甚至会无所适从。从实践中看，副职过多也容易带来其他几“多”：职责交叉重叠多，班子内耗多，会议多，文件多，请示报告多，大大抬高行政成本。可以说，如果副职数越过了一个科学的“度”，则人越多，力量越小。
关于“官多为患”，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深刻指出，“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正是看清了这一点，他主导了随后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的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工作机构的副职达到顶峰，有些部的副部长多达17个，而其下属局才二十几个。经过改革，副总理职数从13个下降到2个，副部级职数也减少了很多。而且，1982年的机构改革成果也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当年修订的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同年通过的国务院组织法还明确规定，国务院“各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至4人。各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2至4人，委员5至10人。”那一轮机构改革中，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副职均得以大幅削减。
可是，要延续精简的成果却并非易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行政管理学中的“帕金森定律”说的就是这点——政府机构有自我膨胀的内在本性和趋势，通过事权的扩大，政府官员总是要成倍地增加其下属，其结果是政府组织的扩张。从我国现实来看，数十年来厉行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轨，政府职责随之倍增，机构乃至副职逐渐增加也就难以完全避免。
好在副职过多的弊端正重新被上下体认。当下进行的四级党委“减副”就开了一个好头，为政府系统的“减副”做出了表率。而去年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也明确了“公务员任职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目前各级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从精简的原则出发，依法削减副职领导职位。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解决“减副”这样的人事难题绝非一蹴而就，但无论怎么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终归是本届政府奉行的理念，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特别是明年的各级政府换届之时，政府系统副职职数能够大幅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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