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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
任剑涛
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
42岁那年，任剑涛当上了中山大学政务管理学院院长，从此他开始把一些西方的大学理念用于具体的办学之中。
他开始要求学院的老师们安排一个Office Hour(办公时间)，以便学生前来讨论交流，而不管多忙，他自己都会固定在一周中的某一天待在办公室里；
他开始用一种全球性眼光办学，他的学院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引进博士生。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的大学开始裁员，一部分优秀学者无法获得财政支持，他趁机到香港挖人，“一些优秀的人才就此加入学院教师队伍”；
学院与西方名校合作，每年送一些选派的学员到牛津这样的名校去学习；……
当然，这样一套西化的大学思想，是很难完整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本土能吸收的，只是很表面的那部分细节。
因为，“谁也无法逃脱扩招指挥棒的宏观调控，谁也无法阻挡越滚越大的雪球”，所以，尽管他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在各家媒体写文章，批评当前的大学教育，但他所“主政”的学院，也不得不卷入大学大跃进的洪流之中。
明确中国的问题
他是公认的善于演讲的老师，因此有人说他是天生的政治家，但他说自己没有做政治家的野心。
1962年任剑涛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小学和中学期间，正赶上“高歌猛进，战歌嘹亮”的“文革”。到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读大学期间，“如饥似渴”，却“对知识的脉络毫无了解”，以至于“往往为表面现象或者道德热情遮蔽了理性的眼睛”，这些经历使得他今天成为了单纯道德热情的坚定批判者。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他与很多研究者一样，开始研究“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成为这样，中国的国民性是怎么样的”，1992年他出第一本书，就是谈论中国国民性问题，结论是惟有改造国民性，中国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
在今天的任剑涛看来，这些结论非常幼稚可笑，“有勇气而没有理性”，“看见针眼大的天，就认为那是中国文化”。
1994年到1996年读博士，做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研究，“关心中国的伦理政治为什么建构在那么精巧的理论上，而实际上却不能发挥政治效用”，“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伦理政治可能代替法理政治”。
1998年，杜维明先生到中山大学考察。任剑涛跟他说，新儒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头，个体心性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关键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这样的表述切中杜老先生的思虑，他决定资助任剑涛到哈佛去做访问学者。这趟访问，对任剑涛的研究和价值立场产生了根本影响，他开始“由原来国民性的反思到传统文化的理性分析，转到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来”。
在哈佛，任剑涛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乃至整个现代政治的设计，都有了一个通盘的考察，并开始用现代性的立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问题，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落实在社会政治生活上，一个国家的有序、发展以及成功的转轨，都要落实到政治平衡上”。此后，他出版的所有书籍、发表的所有文章，始终都在讨论政治制度怎么安顿，政治与经济怎样和谐，如何解决中国现代性和传统性接轨的问题。“没有这些，一切免谈”。
课堂上，任剑涛是一名认真的老师，“没有任何一节课、任何一次讲座偷过懒”，与此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介入社会，他是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的智囊团成员，不停地给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他批判社会，也“注意释放善意”；他是一个学院的管理者，甚至是扩招的获益者，却公然向大学扩招发起攻击。在那场著名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之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主义的坚定鼓吹者。
大学生失业，是国家的悲剧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大学扩招：大跃进必然大欠债》，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
任剑涛：高校7年扩招，造成2000亿的债务，这确实是一个由金融问题显示出来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大学扩招来缓解社会矛盾，但现在大学负担了超过自身承载力的期盼和使命。一直以来我们都追求“多快好省”，但制度现代化确实需要“比慢”，慢工出细活。
人物周刊：大学过度扩张和适中扩张的边界如何界定？
任剑涛：边际平衡问题本来是公共政治一个最重要的指引，就是要找到一个边际的契合点，或者叫最满意点。大学问题上，我们要考虑几个边际问题：经济发展的边际——我们能为大学提供什么样的经济配置；政治发展的边际——我们能否让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学；社会政策的边际，比如大学生就业问题，就业的社会政策有没有解决等等。
从大学的内部边际关系来看，大学里头的三权，学术权、行政权和管理权，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匹配。现在的大学管理权是最弱的，大学行政权基本上吞噬了这个管理权，而教授治校的提法又掩盖了教授治学的重要性。
在这些边际问题考虑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
人物周刊：现在大学生就业相当困难，有人说“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您怎么看这个现实？
任剑涛：如果“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真的成为中国一个社会现实的话，这是一个悲剧。现在有人说我们的大学生就业可以到西部去，可以做屠宰工，可以去扫厕所，可以做家庭保姆——确实，对一个成熟的多元社会来讲，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吃惊。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相对于总的人口比例，大学生的数量还非常少，相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对于技术动力和精神动力的需求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发出大学生应该调整自己心态、接受一般工作这样一种不正常的高调，肯定是国家的悲剧。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你进入什么学校，之后有什么样的收益，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学校跟社会、市场的分流已经稳定了。
在就业的比例安排里头，能不能有一个比例，专门给予贫困学生或者贷款学生，这个要看国家政策的技巧水平。我们现在的政策是粗放型的，没有一个就业比例的配置问题，更没有性别比例、地缘比例、社会阶层比例等等。而美国的政策安排就有这样的一个比例，比如对黑人就有一个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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