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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烽火席卷全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顽固派，仍坚持其一党独裁统治。为此，他们大力强化特务组织，设立集中营，继续逮捕和秘密关押共产党员、抗日民主人士和爱国进步人士。
1938年11月至1946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大后方贵州息烽设立了秘密集中营，因其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管理最严，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内部称之为监狱的“大学”。
息烽地处贵州中部腹地，距贵阳约60多公里，远离城市，地处山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不易受各地革命和抗日运动的影响。这里四面环山，树木丛生，地势极为隐蔽。蒋介石所以把这个秘密监狱选在息烽，有取熄灭峰火之意。同时，蒋介石还把军统直属的“特训班”等16个机构设在息烽县城周围，这座仅2000多人的县城在1938年至1946年的8年中，就驻扎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等各类人员15000多人，是当时县城人口的近8倍。
息烽集中营在8年中，先后关押了共产党员、爱国将领、进步青年等各类人士1220余人，其中被秘密杀害和折磨致死600多人，400多人下落不明。被关押的人员中包括著名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一家，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宋振中(外号“小萝卜头”)，中共党员、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爱国民主人士马寅初等。1946年息烽集中营撤销时，仅有72人被转移到重庆军统所属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关押。
在息烽集中营这座阴森的人间魔窟里，特务们绞尽脑汁，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软硬兼施，或酷刑拷打、肆意虐杀；或花言巧语、威胁利诱，企图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瓦解革命者的斗志，但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如意算盘一再落空。
1941年3月，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以及韩子栋(《红岩》中华子良原型)、许晓轩(《红岩》中许云峰原型)等一批各地党组织的重要骨干，利用放风和做工劳动的机会，秘密组建了狱中党支部。随后，秘密党支部又逐步吸收了宋绮云、张露萍等一批共产党员参加狱中党组织的工作。这样，一个狱中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形成了，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又有了自己的组织，为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革命者们挫败了监狱当局的连座法，并取得了改善伙食、痛打叛徒等斗争的胜利。同时，党组织还利用敌人“狱政改革”的时机，用笔名在狱中的《复活月刊》上发表“一个月的世界与中国”、“七月里的石榴花”等文章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的罪恶行径，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还自编自演节目，鼓舞身陷囹圄的难友。张露萍将《日出》中的陈白露演得栩栩如生；赵力耕在话剧《反正》中用慷慨激昂地喊道：“起来吧，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再当亡国奴了！”
狱中党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虽然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但息烽集中营里的革命烈火始终没有熄灭，使敌人在狱中的各项举措，“都遭在押共产党人之抵制，收效甚微”。
在迫害与反迫害、软化与反软化的斗争中，息烽集中营中的革命志士始终把监狱当作特殊的战场，与黑暗和反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诗篇，表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当中共狱中秘密支部领导党员、团结难友在息烽集中营恶劣的环境中艰苦斗争、千方百计与党联系的时候，党也在时刻关心着他们。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与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要求，这些消息在全国各大小报都报道了。车耀先在监狱图书室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感动得热泪盈眶，并抄传到难友的手中，大家深深感到了党的温暖，更加增添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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