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期盼安乐死解救生不如死的生命(图)

全国人大代表郭新志

　　今年2月，宁夏女孩李燕的一份“安乐死申请书”将“安乐死”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安乐死是否能被我国法律所允许”成了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李燕的“安乐死申请书”在网上公开后，引爆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支持和反对的观点，频频见诸报端(见本报3月27日4版)。但对于李燕来说，她最关心的问题是，有没有人大代表愿意为她递交安乐死议案。

　　日前记者得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脑康复医院院长郭新志将向全国人大提交安乐死议案。6月6日，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支持“安乐死”源于有太多与李燕相似的病人

　　6月6日，记者在山西省残联见到郭新志。除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郭新志还是山西省残联副理事长、山西省脑康复医院院长，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医学专家。郭新志说，所以要提起“安乐死议案”，是自己从医多年目睹了太多的与李燕相同或相似遭遇的病人，感触颇深。几年前，医院里来了一个恶性脑瘤患者，医院根据诊断为他下了病危通知书。家人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患者，只是想多延续患者的生命，当时，患者的身上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管子，每个小时还需要注射杜冷丁。“你们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疼啊！”每天，病房里都会传来病人近乎咆哮的哀求。好几次，病人都已经打开窗户准备自杀，却被家人死死地拖住。“一些癌症晚期病人，如果营养维持得好，各方面都注意得好，病人有可能能活10天、1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这种情况下，病人的生命质量极低。”郭新志说，为了维持癌症晚期患者的生命，每天都要支付几百元甚至好几千元的费用，为此很多家庭举债甚至倾家荡产，在家人每天为筹款而奔波的同时，心理上的压力、生理上的痛苦在无奈中煎熬的同时更让他们感到生不如死。这样的时候，很多病人都希望“安乐死”。

　　实现“安乐死”必须有非常严格的条件

　　我们应该对这个群体的命运，一个事关人类共有的死亡问题予以真正的关注。目前她正在着手准备“安乐死议案”的调研。对于可能遇到的障碍和迎面而来的种种反对声音，郭新志说她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安乐死”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轻而易举就能做的，它应该有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实施“安乐死”必须要有适应症，就是适合“安乐死”的病症，这个选择要十分严格。即使是癌症，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安乐死”。什么样的病症才可以安乐死呢？比如癌症晚期，病是无法治愈的，痛苦是无法解除、无法忍受的，这才能算是适应症。其次，安乐死必须经过主管医生的同意。这里所说的主管医生，并不是实习医生、主治医生、主管医生、副主管医生这些职称的概念，而是负责这个病人的、主管这个病人治疗的医生，由他来判断这个病人适不适合安乐死。而且他一个人不能决定，还得找别的专家，一个跟他完全没关系的医生。这两个医生判断认为合适，才可以提出报告，而这个报告还必须经过一个由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伦理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共同的审核才可以执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病人自己必须是完全自愿。要有病人在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情况下签字的书面请求，最后，还必须家属同意、签字。

　　安乐死：一个永远有争议的话题

　　对于是否同意安乐死，记者随机对30多名太原市民进行了采访，支持、反对的声音都有。太原市迎泽区一位姓王的先生，对“安乐死”非常支持。王先生有一个儿子，成为植物人已经好多年，“我和老伴都已经70多岁了，我们死了以后儿子怎么办？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让儿子安乐死，不要让他在我们去世后受罪。”“怎么可以选择一个人的生死呢，一旦可以安乐死，那么，会不会产生各种可怕的社会问题呢？”太原市民高先生对“安乐死”坚决反对，他说“安乐死包含着残忍”。

　　相对于上述两种观点，太原市民卫女士的观点比较折中。卫女士认为“我们没有死的权利，但是如果当病痛的折磨超越我们所能承受的限度时，为什么不让生命静静地结束呢……”

　　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曾有多次“安乐死”调查，结果显示赞成“安乐死”的群众在60%以上。最近，一家大型网站曾就“安乐死”作过专题调查，91.67%的网友支持安乐死，认为选择死或者活同样是人的权利；反对的占8.33%，认为好死不如赖活，这样对生命太不负责任。

　　对于安乐死，山西省律师协会会长李飞认为：“安乐死”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普遍得到立法，还得经历很长的时间。人们对于“安乐死”合法化的担心并不是因为对病人实施了安乐死，而是其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被滥用等，这些其实牵扯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操作问题。

　　山西大学社会学系张教授认为，从本质上看，安乐死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

　　“无条件延长生命的观念在法律和道德上处于先来位置，除非拿出特别强有力的理由，它是很难被颠覆的。”张教授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法律禁止安乐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