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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日，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6天，可距离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30年了。
82岁的朱轸老人端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翻看着记者从江苏省档案馆里复印出来的1977年高考统考试卷，嘴里发出“呵呵”的笑声。
30年前，时任江苏省招办副主任的朱轸带着从江苏省各地抽调出来的二十多名教师，在一个名叫沙河水库的地方，出了这套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试卷。
“当年，我们也打开了一座封闭了10多年的人才‘水库’的闸门。”
当头“冷水”，7月太原会议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招生工作座谈会。
朱轸与江苏省教育局副局长方非、南京大学校长章德出席了那次座谈会。
朱轸是5年前从农村被调回江苏省教育局工作的，从事高校招生工作的他也已经苦恼了5年。那几年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在全省各高校推行。推荐权在生产大队(科、室)，政审权在人民公社(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委，体检到指定的县(区)医院，录取权在县(市)，审批权在地区(市)。各级政府都握有一份招生权力。“这也意味着，招生的权力高度分散，什么鬼都有”。
朱轸告诉记者，当时所推行的招生办法有很多弊端。首先对学生的文化要求过低。资料显示，1972年整个江苏省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9018人，其中初中程度占55.4%，高中程度占35.7%，小学占8.9%。“这等于变相地把高校办成中专，并且由于文化程度的参差不齐，学校难以组织教学；其次，招生权力过于分散，干部的以权谋私就不可避免，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人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派送、授意录取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的亲属和上级的子女送到高等学校，严重侵犯了群众利益，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1977年，“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极左思潮还远远没有被肃清。饱受十年动乱之苦后，许多人对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从私下怨愤到公开表示不满。朱轸说：“每天都有很多人民来信，有直接寄到省教育局的，也有从教育部转批下来的。”
所以到了太原会议召开时，朱轸觉得应该能改变什么了。
“会上对高校招生对象、录取方式进行了讨论。”朱轸告诉记者，“章德好像还发了言，提出了恢复‘文革’前的招生办法、大学招收高中毕业生的观点。”
据朱轸回忆，章德的观点受到了与会很多高校代表的赞同，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招高中生或初中生均可，但同一年级的学生，文化程度必须一致”的主张，大家情绪非常高。
7月9日，座谈会小结，原教育部李琦副部长对1977年的招生工作归纳成几点意见：(1)坚决执行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保证新生质量；(2)招收学生必须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理工科、外语、师范一般要有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3)在少数高校试行招收少数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4)认真做好文化考查，文化考查实行“开卷考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
“对这样的小结，与会同志都感到非常失望，感觉当头泼了盆冷水。”朱轸说。
多年后，李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陈：“那时候‘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文革’也算结束了，可是‘两个凡是’的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思想远远没有解放。太原会议大家都不满意，可是教育部呢，还是不敢提出来恢复高考直接招生。”
转折点，8月座谈会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复出后的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十多天以后，朱轸就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教育和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在这个学者和教授参加的会议上批驳了“两个估计”(编者注：“两个估计”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朱轸回忆说，当科教界专家提出恢复高考时，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专家们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会上他(邓小平)指出‘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推荐’。听到这个指示，我们心里高兴极了，大家都拼命地鼓掌。”说到这里，朱轸老人开心地笑了。
“后来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恢复高考从此就一蹴而就了，但实际情况并没那么轻松。”朱轸说，“因为争议仍然存在，所以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全国招生会议继续在北京召开。而这场会议一开就是40多天，我们住宿的地方也从月坛招待所搬到北京饭店再搬到友谊宾馆。”
据朱轸回忆，由于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陷入胶着。终于，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6位代表座谈，决定向中央反映“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署名的内参以《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提到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他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在谈话中，邓小平还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教育部很快制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通过。
9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代表，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代表。当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大厅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邓小平等频频挥手向代表们致意，并合影留念，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接见实况。
“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给予高考招生工作者的最高荣誉，是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从招生开始。”朱轸激动地说，“会后别人给我送来了小平同志接见我们的合影。“
江苏高考试题，“产自”沙河水库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1977年起，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高等学校，对考生的政治审查，重在本人表现，不再追查祖宗三代的历史。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决定：关于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角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
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顿时，全国都沸腾了！
记者在江苏省档案馆中查找出当年的文件，看到文件这样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成绩特别优良的在校学生可自己申请，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招生条件改为“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
招生办法改为“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统一考试分文、理两类，由省、市命题，县统一组织考试，地、市招生委员会组织评卷。根据考试成绩，由地、市提出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公社或厂矿、机关、学校的党组织负责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时间无疑是相当紧迫的！朱轸从北京回南京后，立刻投入紧张工作。“几乎都是从头开始，从工作人员到领导干部，我们已经远离这样正规的工作超过十年了！”
根据1977年10月15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下达的《关于成立江苏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通知》，招生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主任是方非，朱轸是副主任。
“加上我们这两个正副主任，整个省招办才五六个人。”朱轸说，“熬夜是很正常的事，有时候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大家极度疲劳，却极度兴奋。”
10月21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江苏省招生会议在南京市307招待所召开。记者在有关资料中看到，为了配合这次有特殊意义的会议的召开，南京市工商局和南京市建邺路招待所还特别供应了当时紧俏的牡丹、大前门、雪峰以及南京等名牌香烟若干条。南京市粮食局则补助会议粮每人每天2市两。
对于没有抽烟喝酒嗜好的朱轸来说，专批的会议粮也让他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不要小看这2两粮食，当年干部口粮也就一个月28斤。”朱轸笑着说，“记得当年我得浮肿病后，省里才特批了2斤猪肉和用米糠加蜂蜜、红糖拌成的一包糠丸做营养品。”
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行命题。在这次招生会议上，江苏确定除考政治、语文、数学外，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并指定了考试所用教材。
朱轸告诉记者，当统考消息公布以后，书店里的教材立即销售一空，购书、借书之风盛行，形成“家家忙教育，户户谈招生”的热烈气氛。
“为做好命题工作，全省抽调了20多名各科的大、中学校优秀教师，由我带队集中到溧阳县的沙河水库命题、印题。”朱轸告诉记者，“这个地方是水利厅的同志提议的，说水库四周人烟稀少，便于封闭管理，保密性好。”
到那一看，朱轸觉得有点对不起命题教师。“沙河水库还没完全建好，连厕所和浴室都没有。”朱轸愧疚地说，“只有一个物质上的优势，那就是水库鱼多，每餐都能吃到几盘红烧鱼、清蒸鱼、砂锅大鱼头，可以弥补口粮的不足。”
“我始终担心教师们吃不了这样的苦，会影响命题进度和质量。出人意料的是教师们在恢复高考制度的激情鼓舞下，一再表示，为了江苏的千万学子，为了我们的明天，再苦再累也坚决完成任务。20多天，不光高考试题，连中专招考试题也一起出好了。”朱轸摩挲着记者带去的1977年高考试卷复印件说，“当时命题的难度和便利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是第一次命题，所以不知道如何控制试题的难度，又因为是第一次命题，试题的可选择面就很广。”
“今天的沙河鱼头已经成为一道江苏的招牌名菜，沙河水库也变成了美丽的天目湖风景区，我已经不太记得当年的滋味了，但有很多‘鲤鱼’是从这里跳出了‘龙门’，哈哈！”
省教育局长的孩子差两分落榜
资料显示，江苏省的第一次高考统考于当年的12月23—25日进行，31万人报考高校。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7万，往届高中毕业生24万。报考中专校人数53万(招收高中毕业生，当时规定大学、中专不能兼报)。
朱轸说，根据江苏省的实际情况，高校招生考试分初试和统考两次进行。11月28、29日两天初试一共淘汰了大约25万考生。1977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1978年2月底结束，原计划录取9556人，后扩招4864人，合计录取14420人，使大批在“文革”中失去青春年华的学子圆了求学的美梦。
朱轸告诉记者，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以后，绝大多数干部都注意以身作则，大公无私，例如当时的省教育局局长余卫群，他的孩子高考成绩距录取分数线仅差两分，未能录取，他始终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又如南京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何平，多年在招生办公室担任领导工作，他的孩子报考高校，考试成绩距录取分数线仅差一分，为慎重起见，当时我们决定由考务组负责抽调同期20名考生包括何平孩子在内的各科试卷，密封后交阅卷老师复查，看看阅卷中是否有差错(当时允许考生查分)，复查后未发现任何差错，何平的孩子终未录取。
朱轸对记者说，但在招生中也会遇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
朱轸说，1978年高校招生，某分管省领导的孩子报考高校，总分320分。遵照教育部(78)教学字900号通知“按多于本省录取数的百分之五十，分文、理两科划线，确定本省参加体检名单”的规定，江苏省按总分340分划定体检分数线即可达到上述要求，但在8月27日召开的招生录取工作会议上，该领导规定江苏按总分300分为招生体检分数线，在校高中生按总分400分为体检分数线，体检人数将是国家下达招生任务的三倍，当即遭到出席会议的地、市文教局长和高等学校(院)校长的反对。我们将这一情况如实向国家教育部作了汇报。9月1日至9月6日，教育部连续三次打电话给我们，指出江苏高考体检分数划为总分300分和在校高中生按总分400分参加体检的规定，群众直接反映到国务院邓办(注：邓小平同志办公室)，建议不要这样规定。同时说明“该领导曾打电话给教育部某副部长(原在江苏工作)。教育部研究，仍按教育部原文件办，这是教育部党组集体研究答复的，不是个人意见”。可对这些意见，该领导置若罔闻。不得已，我和时任招办负责人的徐航共同具名，书面向省委报告，希望改变这个决定。这可气坏了该领导，他找我谈话，质问我：“为什么有意见不先通过我，就直接向省委报告？为什么一个省教育局局长(指余卫群局长)的儿子，高考成绩相差两分就不能录取，难道这就是你们正确执行了招生政策吗？”
长叹一声，朱轸老人沉默了半天，然后又开口说道：“作为高考恢复的具体经办者和见证者，我看着高考30年一步步走来，看着这个制度一点点成熟发展。77年高考恢复工作，上上下下都有点仓促上阵，我们都缺乏经验，有的环节是有点乱。
“但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77年高考，是新时期的一个起点，是国家从大乱开始走向大治的一个标志，这就像大病初愈的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尽管有点磕绊，有点摇摇晃晃，可有惊无险，迈出去了，就是胜利！”
链接一：“七·二一指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要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应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实践的初、高中毕业生入大专院校，由有经验的工人当教师。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因为这一指示是在7月21日广播中公布的，所以简称为“七·二一指示”。该指示发表后，首先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最直接的作用：一是学习上海机床厂办大学的经验，全国兴起办“七·二一”大学热；二是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链接二：恢复高考三十年大事记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决定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22万人，高考扩招步伐正式启动。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截至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已扩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2003年，实行了20多年的7月高考制度迎来变革，高考时间提前1个月，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7、8、9日，高考告别酷暑。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
2007年，山东、宁夏、广东、海南4个省区作为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首批实验区，即将迎来课程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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