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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瞭望》新闻周刊撰文剖析了基层部门在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性迟钝”的问题。文章认为，对社会矛盾的反应迟钝与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一些地方干部对上级只报喜不愿报忧，出现了问题后，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文章举例说，2007年3月，中部某省的群众因不满当地计划改变行政区划，堵断铁路，导致干线铁路的上下行两条线全部中断。然而，如此重大的一起事件，省委、省政府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收到基层党委政府的报告。当一位地方媒体的记者前往事发地采访后，把这一情况作为舆情信息报告给了省委宣传部，省里有关部门才获悉发生群体事件的消息。
文章指出，还有些基层干部在事件处置中简单化倾向，回避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近年不少地方在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具体纠纷处理中，政府与公安机关基本做到了秉公办事，但往往容易“就事办事、就案办案”，一是忽略对弱势一方当事人的体恤，二是不愿意对谣言、传言进行充分解释与澄清，群众了解事实真相、渴望秉公处理的愿望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这种处理方式容易使“事件易了，情绪难了”，强化了参与者的“不公推定”，增加了矛盾激化的可能。
文章指出，虽然自上而下都认为现在是“矛盾凸显期”，但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又苛求基层“不能出事”，不发生群体事件，无大规模上访，无人进京上访就叫“稳定”，评价干部能力和政绩也以此为重要指标。所以，基层就不敢主动向上暴露问题、讲真话，拼命把负面消息压住，把上访的人拦住，“稳定”变成了一种“社会控制”，在实际操作中就是“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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