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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交部驻港公署﹑满威利基金会等主办的“为中华之崛起－周恩来生平业绩展”3月26日移师香港尖沙咀街坊福利会会堂展出﹐方便市民参观。当日许多嘉宾参观了展览﹐日本驻港领事馆首席领事沼田干夫仔细参观周恩来生平业绩图片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外交事业经历了风雨洗礼，在国际舞台上愈来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外交事业刚刚起步时，情况却是异常艰难。尤其在外有干扰内有战乱的恶劣环境下，党的第一代外交工作者们迎难而上，无所畏惧，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很快崭露头角。回首新中国外交部前身――中央外事组成立前后的那段日子，周恩来始终为外交事业的建设和外交人才的储备未雨绸缪，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外交工作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周恩来敏锐预言“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日军从河南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迅速越过湖南、广西，进军贵州，直逼贵阳，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连丧师失地，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而在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日军展开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日益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受到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尤其引起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注意，他们急需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人民的抗战实力，想与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取得国际上的了解和支持。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外事宣传活动。情况终于发生了改变：先是1944年6月，一个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了延安。紧接着，美军观察组也来到延安。
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一次重要胜利，周恩来敏锐地抓住这次重要机遇。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不久，周恩来便在8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为搞好这次的接待和联络工作，党中央在延安专门设立中央军委外事组，主任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中央军委外事组下设四个科：研究科、联络科、翻译科和行政科，科长分别由柯柏年、陈家康、黄华、杨作材担任，马海德是顾问，成员有徐大年、曾远辉、敦戈奇、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当中有的又参与了抗战胜利后北平军事调外执行部的外事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完全是出于对中华民族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努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然而，美国政府的行为从根本上辜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希望，最终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对抗状态。但历史证明，周恩来等对于外事工作做出的努力仍结出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次接待工作中，我们的干部获得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锻炼了一批外事干部，像李克农、伍修权、耿飙、黄镇、姚仲明、韩念龙、黄华、柯柏年等。
在这些初期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已经开始感觉到我们的外交人手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要建立新中国并使之走上国际舞台，必须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外事干部。于是，他写信给重庆担任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的王炳南说：“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悉英语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亲切关照“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从10月开始，驻南京、上海、北平等各地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撤回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展开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3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王炳南、陈家康等从南京回到延安。周恩来回来就问：军调部的同志们回来没有？大家一起见见面。于是在王家坪，周恩来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议。他主要讲了当前的战争形势，还特别嘱咐道：“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到时候临时找人恐怕对情况不了解。”在他的亲自安排下，这些曾经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们被编成一支队伍，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王炳南为党委书记，章文晋、张香山、凌青等都在这支队伍当中，他们跟随部队转战到达山西省临县等候命令。
1947年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正式成立。成立大会由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叶剑英主持，王炳南宣布了外事组负责人名单，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由王炳南担任，并就中央外事组今后的工作做了详细安排和布置。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外事组下设研究、编译和新闻3个处：研究处主要负责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处长柯柏年，后又任命了副处长张香山。该处下设两个科，凌青担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是吴青；编译处主要负责将毛泽东的著作译成英文，也选择一些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情况的材料，处长徐大年，副处长章文晋，科长马牧鸣；新闻处主要负责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编辑向海外提供的介绍、宣传解放区的小册子，处长董越千，下设两个科，科长分别是刘华峰、陈应。中央外事组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之一，工作人员大约有20多名，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下培养的一批外事干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建国后成为新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骨干力量。在第一批司级领导中王炳南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任副主任兼国际司司长；柯柏年任美澳司司长。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是新中国成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周恩来在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各战场战役的同时，还时常念念不忘对外事工作进行指导，他还十分重视对外事干部的培养。此时，他已经预见到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外事干部，曾先后两次写信给王炳南，要求外事组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并提出具体的可行性办法。1947年7月29日，他在给王炳南的信中说：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两年工夫都要得。11月10日，他又致信叶剑英并转王炳南、徐大年、柯柏年，信中写道：编译方面，译毛、刘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写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要将解放战争写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成就很好。政协和三人小组会议的谈判材料由章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出一份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整理时有意见提出来，不要怕提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
在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和精心指导下，中央外事组一边转战一边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积蓄着自己的外事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加强了外事组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做好了向海外宣传解放区的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对待国际问题主要通过收听中外文广播编辑两种新闻稿，供与外事组在一起的中央负责同志参考。当时，马海德和一些懂英文的同志负责收听外国新闻广播并记录下来翻译好，董越千负责审稿、定稿，刘文仲管刻钢板、油印，每天出两种。在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竟然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并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
西柏坡外事会议上，周恩来强调指出“对外国的外交官，在派出国正式与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
1948年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前委经过一年多的转战，终于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和后委实行三委合并，西柏坡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央外事组也随即离开临县，于5月进驻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村。
到达西柏坡后，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仍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工作条件的极大改善，周恩来也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来考虑外事组的工作了，此时，他又把开办外事学校，及早培养年轻的外事干部提上了日程。1948年6月，周恩来指示在张家口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吸引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浦化人任校长，学校归叶剑英直接领导。这批学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为了首批外交战线上的干部。
1949年1月，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各大城市的相继解放迫切需要一支能够从事外交工作的队伍去接管和负责城市涉外事务。鉴于此，周恩来决定在西柏坡召开一次外事组会议，他要为这些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讲一讲当前的形势。这是中央外事组自成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给大家做报告，他非常重视，并专门下发了会议通知，要求外事组科长以上的干部全部到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进城以后开展涉外工作的方针和外事干部应注意的各种事项。他说：进城后，涉外工作首先要为稳定局势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与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外资企业可允许其继续营业，但要接受我们的管理。对外国的外交官，在派出国正式与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他还特别强调外事工作影响大，所以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无小事，决不能擅自行事等。
天津解放后，成了新中国外事干部的集散地。中央统战部的章汉夫，外事组的黄华、徐大年、柯柏年、章文晋、马牧鸣、凌青，解放区救济总会的杨公素……这些后来蜚声中外的新中国著名外交家们陆续到达这里。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天津市委等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指示还指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原则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必须被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时，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这也正是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的具体化。
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走马上任，周恩来郑重叮咛“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交部随之组建。作为外交部长，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外交人员的筛选。除在原有中央外事组工作人员的基础上挑选外，他又从中央其他各部门的干部、军队的高中级将领、地方领导干部以及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选调了一部分。不仅考虑人选，他还“边招人边工作”，仅一个月的时间，到1949年10月底，外交部就完成了向各国送达开国公告和周恩来的公函的任务，相继办理了10个国家同新中国建交的有关事宜，同时拟订了外交部组织条例、确定了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配备等。
11月8日，外交部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召开成立大会。晚上8时整，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二楼大厅，他们在几张旧桌子拼在一起的主席台坐下后。李克农说：“同志们，我们的成立大会，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周恩来站起来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会场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大家不清楚李克农有什么错，李克农也茫然。周恩来继续说道，“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上任来，你们是不是该称我周外长？不要叫我周总理嘛。”会场立刻又变得轻松起来。
接着，周恩来微笑着对大家说：“有的好久没见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我来点点名，认识认识。”他拿起花名册，依次点着各位的名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从司长到科员一个都不落。“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举行开馆升旗仪式了。”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 “章汉夫正从上海赶来。他是20年代的老党员了，早年留过美，后来又留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他又点到王炳南：“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留学德国，回国后先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统战工作。后来就到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组长。”“还有现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将军，还没有到任。他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去年解放沈阳也跟原美国领事馆打交道，查出了许多特务用的电台。早年进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现在由他来主持东欧司。”他又翻了一页名册，“亚洲司司长沈端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精于日文，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暂由乔冠华代理司长。”还有乔冠华、龚澎、浦三、龚普生、董千越、宦乡、柯柏年、赖亚力……周恩来将外交人员花名册上的同志一个一个都点到了，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人们都惊讶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首批外交官中，有一些是从军队中选调来的，为使大家尽快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前来介绍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风俗习惯乃至外交工作经验和外交礼仪。还组织他们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学习跳舞，等等。
1950年3月10日下午，周恩来专门组织外交人员躲在屏风后面观摩了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的仪式。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主席一起接见了大家，人们异常兴奋，七嘴八舌地向毛泽东问了许多问题。当有人提出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他举例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也不懂外语，不照样出使西域，并且不辱使命，功绩卓著吗。他幽默地对大家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这时周恩来也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接见结束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为大家作了动员讲话，最后他郑重地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首届驻外大使经过严格培训，纷纷走马上任。他们谨记周恩来的谆谆教导，走过风雨，走过辉煌，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直到今天，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教诲还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中华驻外使者，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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