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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40年前的6月17日，一架小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当降落伞下降至距地面约3000米高度时，伞包爆炸，伴随着巨大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中国有了氢弹的消息震惊世界！因为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产生的？40年后，几位专家回首往事，讲述了一些印在他们心里的历史片断。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曾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但是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对氢弹的技术严加保密。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看到过，美国曾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科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了氢弹的问题，结果那个记者受到美国当局的审查，认为他泄露了氢弹的秘密。实际上文章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公开出版物。
一位专家曾说，不能否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曾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是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从头摸索。
摸索从哪里开始？当时的科研人员只清楚氢弹的基本概念。知道原子弹是通过原子裂变反应产生能量，而氢弹则是通过原子聚变反应产生能量。知道氢弹的当量比原子弹要大几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问题是什么，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李鹰翔回忆，年轻的科研团队很快投入了工作，先后设计了几十种方案，一个又一个的方案常常是刚提出来又被否定了，所以一段时间内曾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技术上的脑力探索，非常艰苦。当时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院士，从30多岁就开始“隐姓埋名”，参与氢弹原理的研究。计算繁复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因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仅在上海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于当时正紧鼓密锣进行的原子弹测试。于敏经常和同事人手一把计算尺，日夜计算。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国外的参数，认为这个参数非常重要，但又怀疑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因此需要通过试验来验证。于敏为这件事情想了好几天，有天晚上睡到半夜，他突然梦中惊醒过来，抓着夫人的手大声喊道“有了，有了，我清楚了，我清楚了！”弄得睡梦中的夫人莫名其妙。长时间的艰苦思索和计算，使于敏在梦中突然来了灵感，获得了突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其中的艰苦是脑力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叠加。李鹰翔说，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进展，于是几十名科研人员要从北京到上海上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时条件有限，上海那边没有被子，几十个人出门都是自己带着铺盖卷。
当时计算机要用计算带打出结果，非常繁琐，而且计算带都是一摞一摞的，要用麻袋装。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用来小心查看每一条纸带，因为每一个计算机打的眼，都不能破裂，如果破裂就可能导致丢失正确的数据。
在这种条件下，从1965年9月起，经过100来天的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了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当时在北京的邓稼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赶到上海，并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阳春面，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
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8%，26~35岁占了25.5%，两者之和则超过90%。
“金银滩”上的青春奋战
曾有一名法国专家问钱三强：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材料准备得早，理论准备得早。”
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的基地已经开始建设。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
今年已经70岁的王菁珩曾任221厂的厂长。他见证了当年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一批年轻人的付出和奋斗。
王菁珩1960年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前方在哪儿？在西宁。叫什么单位？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因为是搞国防，王菁珩知道这是个掩护代号。
1961年1月，王菁珩与4名同学从北京出发到兰州。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火车，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只能坐以闷罐车为主的“混合列车”，晚上4人挤坐在闷罐车的角落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就连列车门也关不上。西北的冬夜寒风刺骨，当时他们中3人仅穿一件小棉袄。一名同学脱下唯一的一件棉大衣，4人围坐着盖起来，但还是被冻得手脚麻木。列车运行了近10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西宁站，可是从西宁到基地还是没有交通工具。快过年了，4人在西宁呆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一辆向基地送日用品的货车。他们穿戴上当时发给的四大件：狗皮帽子、棉大衣、大头鞋，还有羊毛毡子，之后坐在卡车的咸菜坛子上面，顶着刺骨的寒风，辗转到了基地。
“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战胜了饥饿，保存了队伍。”王菁珩说，用这几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况非常贴切。当时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这个队伍能不能度过生存关，是涉及到原子弹能不能够按期研制出来的问题，否则会半途而废。所以技术人员第一年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建设厂房。
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谷子面，一个月两钱油，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能吃到的就是白菜汤。吃不饱就去挖野菜。“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锻炼，受到了磨炼，站稳了脚跟。”王菁珩说，那时虽然艰苦，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乐观向上，觉得我们的事业是有前途的，只要我们战胜了困难，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当时的保密要求很严，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海省矿区办事处。高原上除缺氧以外，紫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的很黑，但是从事的事业又不能跟家里讲。曾有同志回家后，孩子问：“爸爸，你在矿区工作，是不是挖煤炭的？”爸爸只能回答说：“是啊”。
“矿区”的科研队伍里，有一批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王淦昌在基地一呆就是十多年。
1963年王菁珩分到了221厂的核材料车间，一直从事原子弹、氢弹原料最后的精加工、成型和组装的工作。
“技术民主”催生研制速度
“技术民主”是当年参与氢弹研制的专家常提到的一句话。
李鹰翔说：“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为什么？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于他们来说是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鹰翔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这种大讨论当中，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智慧的想象，引发好多科学思想的火花，一些是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新的设计思想，包括氢弹的原理都是在这种讨论中取得突破的。
“这种充分的技术民主使人们的心情非常舒畅，而且把大伙儿的智慧都凝聚起来了，把大伙儿的创造性、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王菁珩说。
李鹰翔说，40年后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我们的领导、我们的科研人员要有当年那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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