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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思想之何三畏专栏
当全社会都在痛说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时候，事件的受害者——“黑窑奴”却不见了踪影。如果不出以往的经验，黑砖窑事件最后无非“止于当止”：公众在媒体和网络上表现一次良心，有关方面展现一次“关心民工”并“严厉执法”的形象，然后“坏事变好事”，收场大吉，而公众的注意力也不得不转移了——社会热点太多，“亮点”也太多，不可能久久注视着“黑砖窑的黑点”。
那么，“黑窑奴”哪里去了？他们有的挣脱大门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有的“来不及跑”，领到当地政府派发的“慰问品”以后，也跑了。关于这一点，我特别能理解！大多数农民工在伤害面前的自救办法就是逃跑。他们甚至不需要区分伤害来自何方。我想许多“黑窑奴”现在都不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人们在议论什么呢。
“黑砖窑”成为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后，我再一次给我的朋友朱文光打了电话。朱文光可能是除了黑窑主和当地与之勾结的个别公务员以外，最了解事件真相的人。他长期致力于在全中国解救民间受困人员，人称“中江佐罗”(他的故乡四川中江)或“独行侠”。这些外号是很可怕的，标志着他做的事情，具有一种中世纪似的古典正义的性质。从前采访他，听他的故事就特别让人伤心和气馁。在他的层面，求得法律正义太难了，他等不及法律和正义的光临，所以做出“佐罗”和“独行侠”之类事情来。
朱文光讲了他成功解救“黑窑奴”的故事。其情节既配得上他来自中世纪的外号，也说明了什么叫“无法无天”：在工地外蹲守——出其不意地抓住救助对象塞进车里——为避黑砖窑的打手，不敢上高速公路，反而拐进村里，换车牌号，播放车载音乐装悠闲——打手车居然真的敢沿高速公路追去……而故事却发生在河南，不是目前的新闻焦点山西洪洞。朱文光相信，类似的事件也不止发生在山西、河南。而长期以来，不是没有人逃跑成功，但他们不敢到当地报案，回到家乡举报当然更没用——得不到法律救济。农民工也基本上没有想过告状！
朱文光给我的启发是，首先，考虑黑砖窑事件，“眼界”要宽一点，把它当成一个孤立事件来看是不符合现实的(现在全国总工会正在全国范围普查农民的劳动状况，会是什么结果，还要等一等)。如果朱文光的判断是真的，那么，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解全国黑工于倒悬？如何追究相关部门的渎职责任及参与犯罪者的刑事责任？也将是中国的社会正义和法治水平的大事。
无疑，表率的机会选中了洪洞县。让在洪洞受侵害的黑工，在洪洞主张法律权利，是天经地义的道理。道过歉了，慰问过了，电视画面都播过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按与时俱进的政治道德，也许该引咎辞职呢)。洪洞应该主动接“黑奴工”们回来！同时要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是童工的，怎么赔偿，一般黑工，怎么赔偿；参与其事的某些公务员应该追究什么法律责任，基层政府、工会、劳动权益保障和劳动监察部门、工商、税务以及公安部门的渎职责任，等等，都在全国舆论的注视下，不应该打折扣。而“黑奴工”方面，现在有中央政府撑腰，应该壮大胆子，借上盘缠也要再上洪洞。这一次，不仅会见到好人，而且会见到法律。相信以中国之大，不难找到律师愿意援助。到时候，让“黑奴工”，“黑老板”，政府部门，几方在法庭上论一下公道。
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在法律层面上解决“黑砖窑事件”，是应该有条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乃大势所趋；“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是执政党对干部的基本要求；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期盼。而洪洞黑砖窑事件的法律解决，将为保障更多的黑工权益的开辟示范，为法治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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