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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澳大利亚司法和海关部长戴维·约翰斯顿(左)和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参加移交从中国籍经济犯罪嫌疑人处没收的337万多澳元赃款仪式。这次移交的赃款是潜逃到澳大利亚的中国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闫永明携带赃款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近日将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处没收的337万余澳元赃款移交给中国警方。《瞭望》新闻周刊刊文指出，追回涉案款项，可以摧毁外逃贪官的生存基础，是中国拓宽“追逃”思路的新进展。中国在追捕外逃贪官方面，必须下力气研究国外法律制度，使之与国内追逃手段对接，为我所用。
贪官外逃手段翻新，显示中国必须将追逃工作重心建立在加强国际司法协作上。专家表示，当前中国“追逃”贪官越来越依靠国际司法协作。而在各国法律制度不同的背景下，有关部门须主动研究、善于利用国外法律制度，积极建设追逃的“法制接口”，从研究国外法律体系入手，从广泛开展国际司法协作入手，加大力度，始终对在逃贪官保持强大震慑力，赢得主动局面。
受访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应广泛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缔结引渡条约。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说，现在很多个案，是从国家之间共同利益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角度出发才获得解决的。而有了条约以后，就变成法定国际义务。从国际趋势来讲，西方国家和所谓关系比较好的国家，引渡越来越容易，而与之相反的国家，开展引渡越来越难。对此，要想办法推进与这些国家的缔结条约谈判，最终用条约的方式明确他们的义务。
用探索精神研究这些国家的法律和相关制度，积极寻求替代措施。熟悉加拿大、美国等国法律的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李洪积律师说，在不能开展引渡合作的情形下，可以利用美国、加拿大法律想别的办法。比如，高山案就可以在加拿大利用民事起诉的方式迫使高山就范。有关部门不能一味地等待加方启动遣返移民程序。实际上加拿大1999年修改了引渡法，规定加拿大的外交部和外国的外交部门可以达成个案协议，开展引渡合作。当前有关部门对外国引渡制度的研究还非常薄弱，靠的都是以往的经验，这个局面可以通过加强研究加以扭转。
黄风认为，当前要对相关领域内的专业人员进行涉外法治知识培训，部门之间要有密切协商机制，对于复杂的司法协助工作，要进行策略性研究，选择更合适的方式进行国际司法协助活动。
有专家建议，中国在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础上，还应该积极对地区性公约、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认真进行研究。如美洲国家制定的《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欧洲国家制定的《打击欧洲共同体官员或欧洲联盟成员国官员的腐败公约》《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等，探讨加入的可能性。
加大对涉嫌犯罪的外逃贪官的证据搜集。黄风说，在一些案件中，有关部门没有预计到引渡的复杂性，人跑了以后，搜集证据的工作就放松了。其实越要人回来，越要收集证据，还要注意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在西方国家，决定是否引渡是法官，而不是外交部门。证据材料以及收集这些证据程序是否合法很重要。如果有关部门不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中国的引渡请求就得不到回应。对于尚没有追回来的贪官，当务之急是丰富各种证据，并且一定在熟悉对方法律的情况下，来考虑我们搜集证据的程序、内容是否立得住。对贪官外逃这类犯罪，通过引渡的方式来实现遣返是比较正常的手段。
追回涉案款项，摧毁贪官生存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专业博士生褚福民认为，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承认腐败犯罪存在被害人，并赋予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而且，在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提起公诉的情形下，被害人根据《公约》享有可以不经过刑事定罪而获得这类财产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在腐败案件中被告人在逃的情况下，被害人可以根据《公约》的规定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就被告人侵权给他造成的损害要求民事赔偿。如果被害人无法确定，国家可以代为提起民事诉讼。在追逃案件中引入民事诉讼追回涉案款项，会使外逃的贪官缺乏生存的基础，这个措施对于打击被告人在逃的腐败案件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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