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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瞭望》新闻周刊撰文剖析追捕外逃贪官的问题。有关专家指出，在追逃赖昌星、高山等外逃犯罪案件上，中国在打击外逃犯罪嫌疑人时，出现了三个因不熟悉国外司法体系而引起误会，造成被动的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指出，这三个现象是：
一是对外表态的主体太多，有很大随意性。比如关于赖昌星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至少有4个部门在不同场合进行表态。而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只有检察官有资格对此进行表态。如果中国表态的角色不合适，实际效果上会造成对方的不信任感。
二是过多依赖国际刑警组织。现在中国通常做法是发现犯罪嫌疑人外逃，立即启动红色通缉令，发往国际刑警组织，把很大精力放在期待协助上。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是非官方组织，在一些国家，警察的权力十分有限，因此与犯罪嫌疑人逃往国的司法部门合作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三是证据意识比较薄弱。引渡犯罪嫌疑人，中方有义务提供详实的证据，而且证据的取得必须严密。但现在相关部门不太注意证据搜集，草率提供证据，而一些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家十分强调证据的正当性、严密性，这一反差对中方追逃贪官十分不利。有些犯罪嫌疑人就是因为中国有关部门不当提供证据，引起对方对中方的不信任而中断遣返工作。
除上述具体做法的不足外，中国的国际司法协作平台也还没有完全到位。具体也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现有条约框架覆盖面不广。比如引渡条约，与中国缔结引渡条约的27个国家中大部分属于周边国家，中国与贪官外逃较为集中的美国、加拿大还处在开展谈判阶段，有待于更大的工作力度和开展更广泛的谈判。
对已经加入的条约、公约，协作机制方面的运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比如2005年年底在中国正式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还需要相关部门熟悉程序，加大协调力度，建立联合追逃机制。同时，公约的利用也要有针对性研究。比如中国与美国间没有引渡条约，但可以利用反腐败公约，而在加拿大就不行。
此外，对国外法律的掌握和利用还不够娴熟。当前一些职能部门，对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法律研究不多，在不了解对方法律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类似引渡外逃贪官的司法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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