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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国两制”：
邓小平很有远见
记者：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撒切尔夫人，当时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不知道撒切尔夫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协议的？
卫奕信：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她当时对那个协议不满意。她觉得一块在英国治理下的殖民地、并且其中一部分已在19世纪签署的条约中割让给英国，要回归中国，基本上她对此是不高兴的。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人，所以她不喜欢这个协议。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承认，达成协议对香港有益，当然她后来也接受了联合声明的细节。
记者：香港回归中国对于中英两国来说是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不管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
卫奕信：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吗？！(停顿了一会)那就是历史现实。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确保它切实可行。
记者：其实在这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实际上双方展开了很多的谈判，“一国两制”，这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可以这么理解吗？
卫奕信：这样说吧。当时关于1997年后的安排必须要达成一个协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原因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不签协议的话，香港的经济可能会崩溃，继而给香港市民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所以协议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签协议，完全不作为。我个人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选择。
麦理浩爵士于1979年访问北京时，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很有远见，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概念，这也是非常幸运的。在现在看来，我们都可以接受，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当时这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提议，在一个国家同时拥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在当时是很让人震惊的。
记者：1992年7月，您任满离港。您在香港工作了5年，您是否享受当港督的日子？当港督是否是您一生中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
卫奕信：毫无疑问，我的职业顶峰非港督一职莫属。对于像我这样在香港生活过很长时间并参与其中诸多事务的人来说，能够被委任为香港总督、对当时的500多万香港人负责，是件意义相当重大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做得好还是坏，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荣幸。
当然，在此之前我也做过许多事情，而且我也乐在其中。但不用质疑，担任香港总督是我一生中以及我的职业生涯的顶点。
记者：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当时您有回到香港去参加那个仪式吗？
卫奕信：有。
记者：作为曾经的在香港的最高统治者，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怎样？
卫奕信：能担任香港总督，我觉得非常自豪。我对香港的英国管理机构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差不多所有的成果都是香港人民取得的，而并非在香港的英籍官员。所以在观看仪式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情景。
第一个是，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当我还是学生时，为了练习中文，我在湾仔一家中国人的家庭里住了一段时间。这家人是从天津来到，所以普通话说得很好，当时我们住的是一个很小的公寓。参加仪式时，我坐在那里，发现湾仔与我印象中学生时代的湾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环绕我四周的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成群的银行、成堆的办公楼，环绕我的是一个繁荣的1997年的香港，一个比我在20世纪60年代读书时繁荣得多的香港。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
第二个印象，可能听上去也有点奇怪。那就是英国驻香港的最后一支军队。那支军队在仪式的第一部分时上场列队行进，叫作黑卫士兵团，是一支苏格兰高地兵团，我曾在这个兵团服过两年兵役。当时的场景确实非常让我激动，看着我自己曾经服过兵役的军团在场上游行，给英国在香港的统治画上句号，非常激动人心。
我得解释的是，当我离开香港时也举行了一次告别仪式，一种习惯性的告别港督的仪式，通常在维多利亚港的皇后码头结束，然后港督登上港督汽艇，穿过维多利亚港，到达启德机场。我知道仪式上的安排，但是有件事我是不知道的，那就是我的秘书福特爵士秘密地安排了两名风笛手，正当我转身要离开时，这两位身着苏格兰高地兵团服装(苏格兰裙和夹克)的风笛手吹起了苏格兰风笛。那个场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感人的。所以两次，一次是我个人离开香港的时候，一次是纪念英国在香港统治的结束，两次都用的是黑卫士兵团的军事仪式。这是第二件让我感动的事情。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就是倾盆大雨。当时每个人都淋得湿透了。下雨可以被看作是繁荣的象征，因为下雨和下鱼差不多，汉字写法有点不一样而已。我希望那场大雨意味着香港会越来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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