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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公认的“中国通”
“你要是见到他，你可以跟他说普通话。”熟悉卫奕信的人通常都会这样向人介绍这位有着传奇色彩并对中国文化异常着迷的港督。
在历任港督中，卫奕信是最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位。直到现在，不管是在英国还是中国，卫奕信仍是一名公认的“中国通”。
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今年72岁的卫奕信一生似乎注定要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人生的几次重大选择都印上了深深的中国印迹。
1960年，为了学习中文，25岁的卫奕信来到香港，并且在香港大学攻读了两年。1963年，卫奕信被派到北京工作，任英国驻华代办处一等秘书。此时，卫奕信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胡同之间。为了能住进北京的四合院，他还特意申请要搬到北京市中心居住。
1968年，在英国外交部仕途正顺的卫奕信令人意外地辞职了，原因是与他着迷中国文化有关。“当时我是想去中国读博士，就问了上司能不能请3年假，但只获准了1年假。我说，很抱歉，我必须多呆几年才行，后来我就辞职了。”他回忆说。
与香港命运息息相关
卫奕信个人的命运更是与香港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整个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卫奕信都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见证者。1979年，卫奕信作为当时港督麦理浩的政治顾问，陪同麦理浩访问了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这是港督第一次以官方身份正式访问，也就是在这次访问中，中英双方正式展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努力。
1984夏天，卫奕信匆匆赶到北京，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英方首席代表。这次，他并没有太多时间逛北京的胡同，他与中方的谈判代表紧张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
卫奕信事业的巅峰也是在香港度过的。1987年，他出任第27任香港总督。在他的任期内，香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也是在这时香港第三间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建成。但同时在他的任期内，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香港的政治改革和新机场建设摆上了议事日程。
晚年的卫奕信成为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的院长，但他并没有停止与中国的联系，他的儿子像他一样来到了北京当外交官。许多从中国来的朋友仍会不断地把中国香港和内地的消息带给他。关注中国的发展仍是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你们用中文提问，我用英文回答
对于第一次到英国采访的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专访第27任港督卫奕信。实际上，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卫奕信成为了许多媒体都想采访的对象，但很少有媒体取得突破。
6月5日，我们终于抓到了一个机会。在香港工商协会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的活动中，卫奕信出席了。活动刚一结束，我们就冲了上去和卫奕信打招呼。由于他工作很忙，他非常礼貌地和我们交换了名片，并聊了几句后，就匆匆离开了。当天下午，仍不死心的我们按照他名片上的邮件地址给他唐突地发了一封英文采访函。
6月7日上午10时，卫奕信突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礼貌的惊喜。这位72岁的老人亲自给我们回复EMAIL：“亲爱的何涛和廖杰华，感谢你们的来信。现在是一个很忙的时间，很难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来接受采访。我不喜欢电话采访，但如果你们能够来剑桥大学的话，我可以在6月8日(星期五)下午安排半小时的时间接受你们的采访。”
对于我们的这个采访请求，他打破了英国传统的办事方式，非常意外地给了我们一次最快约到采访的机会。能够给来自中国的记者这个特权，说明了他骨子里的中国情结。
6月8日，在剑桥大学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里，我们见到了70多岁的卫奕信。他西装革履，穿着上一丝不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看到我们到来后，他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主动和我们握手。在正式采访前，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卫奕信特意带我们参观他的房子，并且介绍了他当院长的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这是一个很小的学院，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学院。院子里还有一些花是从中国来的。”在给我们介绍的过程中，他还不时地说几句中文。
“我回到英国太久了，普通话我能听，但不大会讲了。你可以用普通话提问，我用英文来回答好吧。”在采访前，这位老人又提出一个方便我们的建议。就这样，我们和卫奕信之间展开了一场有意思的中文和英语的对话。
卫奕信性格爽朗，一问到他觉得有趣的问题时，他都会大笑起来。不知不觉中，本来预定30分钟的采访延长到了55分钟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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