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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直辖十周年焰火晚会上的灯光表演
许多战略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品其真味。
重庆在成为直辖市十周年之际再次获得一个新“身份”。日前，经国家发改委报请国务院同意，重庆正式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此前，继北京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地区之后，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相继被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此，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布局逐渐明朗。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形成了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为龙头的改革开放格局。在新世纪新阶段，四大直辖市领跑中国改革的格局开始形成。
四直辖市集体走上改革前台
重庆肩负的新使命是：为统筹城乡发展探路，“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此前，其他三个直辖市都被国家赋予了在不同领域的改革探索使命，演绎改革“探路者”角色。
2003年6月，中央做出战略决策，首次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北京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之一，目的是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走向国际市场等方面，进行先行探索，在全国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
两年后，上海浦东新区在其成立15周年之际再次领命。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浦东新区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求浦东“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
2006年3月，中央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天津成为带动中国区域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一个多月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明确指出，金融领域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改革“剑指”五大全局性发展症结
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四直辖市进行改革试点，并非偶然。四直辖市的改革侧重不同，但恰恰正对应着当前中国发展中面临的全局性症结，在这些症结方面，四直辖市具备领跑改革的全局性优势。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全局性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问题。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我们审视这个“框架”时不难发现，这仍然是发育程度较低、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土地、金融资本市场、劳动和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深层体制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些市场体制的完善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败。
在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能承接形成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经济运行规则体系这个任务的，正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15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积累了丰富的开放经验，人才、资金、技术及管理具备了相当的基础，要素市场齐全，区位优势明显，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处于重要节点位置，极易发挥面向国际制度创新的“转换器”功能。
二是金融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充分，金融作为基础产业的传导作用不足，作为先导产业的引领作用不足。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具有金融创新的先天条件。
三是区域不平衡问题。从全国来讲，中国经济布局正呈现出“南高北低”“东快西慢”的格局，“三北”地区的加速起飞，政府不可能平推发展，而必须寻找一个见效快、辐射能力强的带动点，首选之地非天津莫属。滨海新区是“东中西”板块与“南中北”板块在环渤海地区的连结点，可接东部，可接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辐射西部，具有联系中国东西南北各方的枢纽功能，是理想的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
四是城乡发展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强化，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城市发展得再好，如果农村跟不上来，和谐社会还是无从谈起。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3100多万人口中农村居民占8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1；同时具有中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区相似的基本特点，还具有中等省的构架和欠发达省的特征，是中国基本国情的一个缩影。择其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有利于探索省级构架下的城乡统筹之路。
五是软实力问题。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性地位越来越突出，而我国原有的文化体制大多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急需变革。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发展文化产业得天独厚，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具有先天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弈到中局的战略之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正步入弈棋的中局阶段，选择四直辖市进行改革试点，正是中局阶段的战略之举。
中局阶段改革所处的环境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球因素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深刻，改革也呈现明显的转折性特征：一是由开局阶段分散的单项改革、重点主攻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综合配套改革。二是由开局阶段以经济体制“破旧”为主要任务，进入到“立新”阶段，主要任务是制度创新和完善。这个阶段的每个单项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绕不过去，又充满风险。
选择四直辖市进行改革试点，既显示出中央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又体现出中央改革部署的科学性。
中国虽然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时代，但限于发展不均衡的国情，关键领域的改革仍需要在局部地区先行先试，以减少改革成本，降低风险。直辖市基础比较好，管理层次少，而且辐射范围广，正符合这一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优惠政策在推进改革中的效应大大降低。与过去经济特区“让利”不同的是，中央淡化了优惠政策的试点，而以“试验”的名义赋予地方在制度创新的探索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先权、更大的自主探索主动权。在行政规划体制中，直辖市与其他城市相比，本身就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有利于改革探索的自主性。
四直辖市进行改革试点的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四直辖市应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待自身的改革“探路者”角色，应认识到，这绝不仅仅是为本地区的发展寻找更好的途径和模式，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深化改革的战略谋划，最终目的是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结合起来，为推动全国性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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