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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
长期关注社会转型的吕大乐表示，在香港各界对于经济转型的种种讨论后边，还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重要问题：那就是香港已经进入“中年时代”。
1970年代的香港是青年人的时代，那时的香港不但经济起飞，而且本土文化也蓬勃发展：新粤语歌流行、新电视剧出现、电影“新浪潮”兴起，“我们向全亚洲输出创意”。与之相对应的是，像吕大乐这样的“年轻人”在10年内迅速成长，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1980年代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是教授和企业主管了，跟内地同行交流时让他们很吃惊；而今天轮到我们为他们的年轻而吃惊了。”
吕大乐表示，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香港迅速成功的年轻一代已经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同时也开始陷入不断重复过去成功经验的怪圈里。
“今天你让香港报刊编辑创办新的杂志，只会再克隆出一份《壹周刊》来，因为他们只有那个经验。”49岁的吕大乐正考虑是否要提前退休，“给年轻人腾出位置”，他认为这样才能为香港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已到中年的香港需要运动。这不一定是个问题，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重新开始。”而在这一点上，吕大乐认为许多香港人并没有意识到，“香港实际上是在误解之中步入中年的。”
站在内地这个生机勃勃的“少年”身边，香港这位“中年人”的无奈在于：当自己智慧日增、视野益阔之际，旁人却在说你再也不能跟身边的“小巨人”跨栏赛跑了。“中年最是尴尬。”香港作家董桥写道，中年就像“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茶，“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但在更多人看来，时至中年的香港依旧充满活力，只是这种活力不再是躁动不安的青春荷尔蒙；而是更加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智慧和宽厚的理解。
曾在1995预言“香港将死”的《财富》编辑总监，在6年后回答记者“怎么形容香港”的问题时，思考良久，最后的答案是“活力(Vitality)之都”。
在一周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了香港的“活力”：经济学者谈到转型的灵活；社会学家谈到制度的健康；精英人士推祟“民间力量”的柔韧；普罗市民则为政府的自律与廉洁而骄傲。
面对着人言人殊的见解，香港的“活力”究竟是什么？南方周末记者将这个问题摆到了陈景祥的面前。
“我觉得香港最大的特点是：开放以及跟西方观念的接近，这是香港一百年的历史所造就的，”陈景祥沉思着说道，“香港的活力并不仅仅意味着自由竞争，它还来自于文化的差异。从这个意义而言，香港至今仍然是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碰撞与交流的场所。”
香港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在吸收和消化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将之转化为中国文化和制度传统的一部分，“就像历史上的长安，它的活力就来自中外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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