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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报刊、幸存者材料、日本老兵悔过口述、西方学者多方记载等等，这些中方、日方以及第三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非常多，历史事实不容否认。”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认为，当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判决书中保守认定大屠杀中死难同胞达二十万以上，这个认定具有国际法律效力，同样不可置疑。
最近，日本右翼分子频频动作，从日本右翼要求中国抗日纪念馆撤销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些图片和资料，到日本议员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登广告否认慰安妇事实，再到自民党内约百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之会”发表报告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其中的遇难者只有两万人。
面对右翼以“日方无相关媒体报道”为由置疑南京大屠杀这一情况，经盛鸿认为，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的结果，但同时有很多国际正义人士都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反映。美国记者司迪尔和德丁、英国记者史宾式等五人都对大屠杀进行了客观报道。二十多名西方传教士和商人见证了当年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他们或记日记或书写信件，有些甚至利用电影胶片记录了那段历史。这其中，《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马吉日记》、《贝德士日记》等已成为目前重要的历史材料。
事实上，南京对于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确切数字的调查一直都没有间断过。除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对死难人数的认定外，南京也进行过多次自主性调查。
一九四五年九月，原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等机关团体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对遇难人数进行了调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随后有所查证。解放后直至现在，社科院、高校等科研机构也进行过多次调查，四处搜集幸存者、“万人坑”遗址等多方面材料，不断为南京大屠杀添加新证。
虽然目前反映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较为充足，近年来史料的世界巡回展出和国际会议的召开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段历史，但经盛鸿也有自己的担忧。
“证据在不断消失，人证不断去世，遗址也随城市改造逐渐消失殆尽，”经盛鸿说，正如前期南京最后一名慰安妇雷桂英病逝一样，大屠杀幸存者大多也已年事已高。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抢救性挖掘，广泛发动民众进行历史证据收集。他希望，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给与支持，共同保住“那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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