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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天安门看升旗是最好国情教育
在担任廉署专员之前，罗范椒芬作为一位女高官，就已经在香港有很大的名气。她最为人熟知的是，用了漫长的八年时间来推行一项困难重重的教育改革。
记者：在教育部门工作时，你一直很积极地推行国情教育，为什么会如此重视？
罗范椒芬：我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去清华大学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国情培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一个人口专家和我讲，中国每一年出生的婴儿数量就等于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人口数。十几年了，我都记得这个比喻。香港是弹丸之地，内地的东西部为何差异这么大？香港人只从自身出发很难理解。香港的年轻人只有了解国情，才能理解到国家这么大，为什么有些政策是这样定的。
记者：年轻人参加国情教育之后，有没有转变呢？
罗范椒芬：有好大好大的转变。我们在一个小学里设立了一个国民教育中心，专门讲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知识，全年都被订满了。我在教统局时，也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过很多次国情教育，效果非常好。带年轻人去航天中心、奥运中心，他们看到都感到骄傲，回去之后大家还要讨论、反思。回来后，学生们和我讲他们的收获。我发现，去天安门看升旗永远是最好的国情教育。青年人其实是理性的，讲给他听，他就会理解国家。
记者：在教改时，对香港历史教科书的改革也引起了争议，当时是怎么回事？
罗范椒芬：2002年，我们推出了教改蓝图，希望历史书可以涵盖中西方历史，不仅要有纵向的记录，也要有横向的、同时代的比较，倾向于比较历史学。比如清朝闭关锁国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望学生可以看世界，而不是只看自己。但当时，教中国历史的老师怕这样修改后，会冲淡学生的民族意识。但我认为，民族意识应当通过国情教育等方式加强，让学生有种认同感。
我希望学生可以多角度地看问题。我觉得部分香港人太单一地看问题。当一个地方资讯越发达，当言论越自由，更加要培养青年人多角度思考问题、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否则就容易被误导。
关于个人：曾是烹饪高手多年没做家务
罗太正式递交了辞呈，但是她在公开信里说，自己是“关掉一扇窗，打开一道门”，她为自己的公务员生涯画上句号，却又同时展开了人生另一篇章。从事了多年的教育工作，仍是她心底最向往的未来。
记者：以前在教统局，你的形象很亲切，到了廉政公署是不是有很多人怕你？
罗范椒芬：不会，我性格是很直爽，但对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是很温柔的。(笑)
记者：在过去十年中，你的直爽性格也曾带来一些麻烦。有否想过改变性格？
罗范椒芬：干吗变化？我要保持自我。我的座右铭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我比较坦率，但不是无理。我的性格也许不适合做官员，但我做公职，就要有原则，要为公众利益。我以前的上司教过我：对待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不能阿谀奉承，也要讲真话；做事要大公无私、不偏不倚，不能畏惧权势。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立场。我的父亲是很正直的人，也教我做人要正直。我的原则性很强，可能有的时候不会妥协，会影响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可能原则和现实之间需要妥协。
记者：十年来，你身上的风波不断，如2006年年初的“倒罗潮”和最近的教院风波。
罗范椒芬：每次风波过后，我都收到更多的支持信。这些市民寄来的支持信，是我最宝贵的财富。至于家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支持我。
记者：在政府辛苦工作这么多年，又经历这么多，家里人会不会有意见？
罗范椒芬：投身教育界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到国外读书，不用照顾他们，所以才有更多的时间放到工作上。我的先生是医生，一直都很支持我。我很多年没做家务了，以前还是烹饪高手，不过已经十几年没有下厨了。现在太累了。
记者：下一个十年有什么打算？
罗范椒芬：我服务香港三十多年，退休后真的希望为国家做点事，希望为青年人做点事，给他们广阔的视野、正确的价值观。教书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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