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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大气魄“最佩服”
记者两年前曾采访过金庸先生，他当年一句“邓公是我最佩服的人”令记者记忆犹新。“在香港走过十年回归路的今天，您想对小平先生说什么吗？”记者问。“他是个大英雄，我佩服他的英雄气概。”金庸答道。
谈起邓小平，金庸依然充满感情：1981年7月18日，金庸在北京首次见到了邓小平，他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得到邓小平接见的香港新闻界人士。那时香港问题还没有提出来，金庸说：“但我最直接的感受是，邓公在思考很多事情，在考虑国家发展的大问题。”“他告诉我，回到香港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
1982年，中英就中国收回香港开始进行磋商。金庸随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之后，他加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担任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组长(香港)。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庸在与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对话中称赞“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伟大构想，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
以金庸为笔名的查良镛先生首先是一个报人。上世纪60年代，他以一介文人的觉悟开始创办《明报》。几十年的努力下，《明报》成为香港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有影响的大报。1981年，邓小平首次接见金庸时，提到了香港《明报》。“邓先生当时直接对我说，你的(《明报》)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你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的世界观不同嘛。但大家爱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语言。”
如今依然担任香港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的金庸，只要在香港，每天必看《明报》等五六份报纸，他依然在用心观察这座城市的变化：“香港的新闻自由十年来没有受到损害，相反，有些滥用了，业界自律不够。新闻界还是要提倡社会责任。”
起草基本法“很踌躇”
金庸告诉记者，1984年，当他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很踌躇”。那时他是香港《明报》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全面负责报纸的行政和编辑工作，还要亲自撰写社评。“我参加了基本法起草，会不会有损《明报》的独立报纸形象？”“后来我想，我现在的一切，虽有自己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这一环境所赐。目前香港面临困难，她的前景是否光明顺利，很大程度上与基本法如何制定有关。我熟悉香港，这里有我的亲人、朋友和那么多的读者，他们的苦乐忧喜我不能不关心。”
金庸回忆说，基本法的起草过程相当繁复，前后经历大约5年之久。他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另一位内地负责人是已故北京大学萧蔚云教授。“我和萧教授有时有不同意见，也时常交锋，有一次还当着记者面争吵起来。但我们可以坦率地交流和辩论。我们之间最后结为好友。”金庸说，香港基本法的内容根据三大要旨起草：中英联合声明；保持香港的原有制度；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政制体制小组负责起草基本法关于特区未来政治体制的内容，争议不少。当时，金庸(查良镛)和著名实业家查济民提出了有名的“双查方案”，希望政制发展循序渐进，对现行体制不多作改变，“过分激进行不通”。草委中，包括一些香港委员在内的大部分人认同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一些意见，在基本法起草中获得了采纳。1997年7月1日，基本法在香港正式实施。
1993年3月19日，金庸接受邀请到内地参观访问。在北京，江泽民会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交谈。回到香港后，金庸写了一篇文章记述这次会见，题目是《北国初春有思》。其中，他写了4首诗，表达他参加基本法起草的经过与感情。
晚年再深造“好玩儿”
金庸的办公室一面朝向维多利亚港湾，其他几面墙，落地的书架上摆满了他在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版本的著作。虽然写武侠小说是金庸先生的“副产品”，但谁也不否认金庸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他在华人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也许就这些原因，金庸始终是传媒的“宠儿”。
时值香港回归十周年，就在这最近十多天，就有20多家内地和香港的媒体先后采访金庸先生。对于记者的采访，金庸总是笑眯眯地耐心回答，而且，不厌其烦地为“记者金庸迷”签名。记者眼见一幕：几家媒体七八个记者围着他，每人递上一本书或者是一叠纸请他签名，有要求钢笔写，有要求用毛笔……金庸来者不拒，有如对待自己家中的孩子。
过些时候，金庸还要返回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面对记者采访，82岁的金庸总是忍不住谈他在剑桥的学习生活。“读书好玩儿”。这是典型的金庸武侠小说语言，说罢，金庸又是开心一笑，两只眼睛眯成一对弯。在他看来，终身孜孜不倦以求学问，是人生的一种极大享受。“能透露您的成功之道吗？”临别了记者问。“用功，全力以赴，”金庸给出了6个字的答案。
狮子山下，维港两岸，上演了无数成功的神话。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这些神话将会继续。
“我坚信，二十年后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变得更为美好，”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金庸与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对话。今天，他依然相信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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