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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池缩舞池减”——10年瞬息万变
“马照跑舞照跳”。10年前，香港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揣摩“一国两制”中关于50年不变的定义，揣摩自己未来的命运，就是从这句通俗易懂的话开始的。
赛马，博彩之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香港家喻户晓、全民参与的活动，从升斗市民到亿万富翁皆热衷此道。
2007年6月17日，红磡开往沙田马场的东铁专列里，60岁的黄老伯幸福地和同车的老翁讲马经。香港人喜欢“博一博”的投机心理没变，不过，如今的赛马情况已经比不上十年之前。
香港赛马会公共事务部主管邓惠钧介绍说，当年赛马的高峰期，香港马会的投注额可高达900亿港币。10年风雨，赛马经历金融风暴、外围马猖獗以及年轻人转向赌球等多个冲击，马会投注额下滑至2006年的600亿港元。
相比“马照跑”的缩水，“舞照跳”可以说早已是美人迟暮。
“(舞场)都倒闭完了。以前湾仔、铜锣湾也有的，现在差不多就剩九龙了。”从事酒店娱乐业三十多年的欧阳先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香港夜总会的兴衰过程。
“好景的时候，客人要排队才能等到VIP房，有的豪客一点就是过万元一支酒，有时候甚至有国际巨星来光顾。”回忆起早年的辉煌，这位资深人士忽而又连叹“没有了”，语气中透出无尽的流连。“以前夜总会是香港人应酬、谈生意的地方，现在香港的厂早已北移内地，内地的夜总会也发展起来，我们的生意自然就少了。”在欧阳曾经工作过的“大富豪”，如今生意少了六成以上，一半员工陆续被炒鱿鱼，他也不例外。
赛马及娱乐业的式微，其实遭遇同一个问题：适者生存，在这个奉行市场经济的城市，从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变化中求变通——不变的香港经验
善变通的香港人不怕变。以不变应万变，正是香港多年来赖以成功的经验。
2005年8月，一个机会突然摆在香港马会面前。
“特区政府问马会能不能协办北京奥运马术赛。我们又兴奋又紧张。”香港马会负责人邓惠钧回忆说，“马会董事会只用了5分钟就拍板，只花了一个礼拜时间就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计划。”
正是香港赛马的世界顶尖水平，以及在软硬件上的实力，使香港成功搭上北京奥运的班车。
比马会更早从内地抓到商机的，是旅游业和服务业。面对出手阔绰的内地豪客，以专业精神见长的香港服务业早已准备好一应俱全的硬件、软件设施——普通话、简体字、人民币兑换、刷卡机……一个都不能少。
2003年开张的二楼书店“人民公社”甫一开业就尝到了这种内地化的甜头。店员介绍说：“政治书的顾客是内地游客，简体字书则配合香港人学习简体字、了解内地情况的需要。”由于契合了市场的需要，在寸土寸金的铜锣湾商业旺地，这家小书店居然能一开两家分店，屹立不倒。
曾几何时，香港人有“OUT(出国)是IN(时髦)，IN(北上)是OUT(老土)”的说法，但如今，潮流的风向标一百八十度大逆转。今天，人口依然在流动。“不过，这种流动和1997年以前的移民潮不同。”《亚洲周刊》策划总监陈庆源说，“当年的移民，很多是卖掉房子砍断了根，举家一走了之，但现在不同了，到内地赚钱，根仍然在香港，随时可以回来。”
从前，香港艺人以能够在红馆开个人演唱会为荣，如今，无论歌星、演员还是导演，到内地“捞世界”已蔚然成风。
专业人士也早将眼光投向内地，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为他们打开了这扇门。
6月，13家香港媒体联合公布了一份由十多万港人投票评选出来的结果——香港回归、抗击SARS、获准协办北京奥运马术赛、“7•1大游行”、成功举办世贸会议、抗击亚洲金融风暴、CEPA签订实施及泛珠合作、教育改革、杀鸡对抗禽流感、行政长官更替，十年十件大事，勾勒出香港回归以来走过的路——大起大落，危中有机。
有人慨叹说：回归以来情况之变化莫测，跌碎了一大筐眼镜。
变化渗透了港人生活、工作的每个细节。知名文化人梁文道首先发现，“以前到大百货公司买东西，售货员对说普通话的懒得搭理，现在恰恰相反，你说广东话半天都没人理了。”
工作、生活多了内地因素，这是港人感觉到最明显的变化。“港人对大陆人，由自大转到自卑，由叫人家做‘阿灿’到自称‘港灿’。现时港人不论求学、求偶、工作、居住，都很难能与内地没有关系，而香港满街都是‘国语人’的现象，事实上几年前已经开始。”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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