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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媒体怕的不是罚款几万
真正让媒体怕的，是那些高深莫测、深浅不定的人治式处分，诸如开除记者、罢免主编、内部整顿、关停报刊等等
这几天，媒体都很感激全国人大的常委，欢呼他们在二次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时，删掉了媒体“违反规定擅自”报道突发事件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紧箍咒条款。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个条款其实未必需要删掉，保留下来或许好处更多。
这么说，有以下两个理由：
其一，这买卖可预期，也很划算。如果我们把报社、杂志社等媒体还原为一家企业，就要核算媒体的投入与产出比。按照原先草案中规定的5万至10万的罚款数额，媒体不听有关官员招呼，“擅自”报道了突发事件真相，收益肯定成倍增加。同行的尊敬、读者的爱戴这些还都属于无形收益，有形的收益则是发行数量节节攀升，广告客户纷至沓来。而5万元——充其量10万元——的罚款，基本上半个彩版的广告费就足够对付。以现有中国绝大多数媒体的经济实力，这点罚款根本就是毛毛雨了。因循这样的成本核算思路，当然等于无形中赋予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极大自由，拿钱买新闻报道权嘛。
其二，这罚款还可明着讨价还价。政府罚媒体的款，那是行政处罚，媒体如果不服，可依法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再不服，还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而这样的行政案件，总会吸引其他媒体的新闻眼，到时群起而报道之，有关方面迫于压力，或许就不了了之。于是乎，媒体“擅自报道”突发事件的收益就更大了，几乎要零成本。
这样细细一想，可知新闻媒体怕的不是几万元罚款。凡是法定的处罚，都是可预期的、可计算的，也都是有相应的法律渠道可救济的。真正让媒体怕的，是那些高深莫测、深浅不定的人治式处分，诸如开除记者、罢免主编、内部整顿、关停报刊等等，或者如彭水诗案那样貌似法制式的失去人身自由。于是屡见不鲜这样的情形：当地瞒报的突发事件，往往由中央级媒体和外地媒体报出，本地媒体充其量也只是发几篇当地政府写好的统发稿。
正因如此，我希望草案保留罚款条文，但还希望它进一步完善，即明确规定：除人民政府罚款外，任何组织对擅自报道的媒体一律不得另行给予任何处分。突发事件应对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效力极高，政府机关自然得执行，宪法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地党组织自然也会谨遵此法。
不过，我也承认这“立法建议”是一厢情愿。新中国立法史上，删掉的条款还没有再增补的先例。而个人印象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专门把媒体作为立法对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罚款条款应属第一次，遗憾的是，这个第一次仅仅昙花一现。
之所以专门对媒体立法以前没有、现在刚有也被删，且前前后后风波不断，或许正说明对媒体“管制”之难、之敏感。媒体貌似一家企业，却又不同于一般企业。不否认媒体有虚报事实的时候，但更多情况下，媒体身上附丽的是公众知情权，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单行法对言论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制，只能是保障、扩大宪法权利，否则就有违宪之嫌。所以，“新闻立法无小事”，专门针对媒体的立法，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立法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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