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草案)》曾在二次审议稿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国家教育考试相关信息及考生成绩、名次等信息。”但最新消息是，已经进入三审的这一条例(草案)，取消了关于禁止学校炒作高考状元的相关规定。
有关人士评论，要想不炒作高考状元，必先治疗高考。因为，状元是从高考这个链条上生产出来的———如果高考不“疯狂”，状元也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疯狂。什么时候让高考进入常态、处于理性状态了，什么时候人们的状元情结就会自然大为减退。
每年随着各地高考成绩的陆续公布，各省市的高考状元也相继“出炉”，于是各个学校忙着向社会“报喜”，“状元”一时成为社会的热点和公众茶余饭后谈论的关注点，也成了一些学校、地方领导、媒体、商家炒作的资本。
尽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媒体都在大力呼吁：不要搞“高考状元”报道，对“高考状元”的过度宣传，将对社会风气和教育改革有着不良影响。但各地炒作“高考状元”依然是禁而不止。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生转瞬成为新闻人物
今年，随着高考成绩的公布，渝西某县两学校为争高考状元，大打广告仗，纷纷向社会宣称自己学校出了全县的高考理科状元。一时间，当地市民称被状元广告“轰炸”得“晕头转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县A中学以电视点播和散发传单的方式向社会宣传：全县理科第一名陈某，671分，毕业于A中学。
该县B中学也不甘示弱，立即以电视点播、在街上挂横幅、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B中学今年高考又创佳绩……最高分668分获得者彭某，为全县理科状元。
B中学的校长认为：“陈某虽然是671分，但除去市级三好学生加上的10分，考试成绩只有661分，状元还应该是彭某。”
A中学校长则针锋相对：“市级三好学生加分是国家认可的，状元应属陈某。”他同时“揭发”：“彭某是B中学上一年级学生。去年高考成绩为627分，在重庆某重点中学复读一年后，今年回县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没在B中学读过一天书，是‘一些’学校在玩文字游戏，有炒作的成分，不实宣传对A中学有些负面影响，也是对我们的挑衅。”
B中学校长称：“彭某虽没在我校上学，但他在我校参加高考，名誉就该归我校。
当地市民称：“两个学校为争生源各封状元并大打广告的做法，偏离了办学宗旨，让人觉得好笑。”更多市民则戏称：“两校争抢状元上演的闹剧，其背后无非是为争生源，争人民币。”
事实上，争抢状元并不仅仅限于学校，“状元”二字的含金量，得到了不少商家的认可。在他们的盛情相邀下，状元们频频参加他们的种种产品宣传活动。
上周末，重庆某电脑公司请来该市今年高考状元做形象代言人，并在电脑城前面现场签名赠书，为其新推出的一款特供“状元电脑”大造声势。
高考状元，让一个平时默默无闻的普通中学生转瞬成为新闻人物，同时也变成一些商家眼中的香饽饽，一块利用价值不小的“广告牌”。攀比高考升学率和名校升学率是对学生和家长的误导
今年高考前，重庆市教委特别规定，不准学校向社会公布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名单，严禁市招办对各校的高考录取学生情况进行统计并据此排名，也绝不向社会或学校公布所谓的“高考状元”。
“本校学生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固然值得庆贺，但考上重庆大学、西南大学也是学校的光荣。”重庆市教委主任彭智勇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不只是有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像重庆本地也有一批非常好的高校。评价一所学校的好坏并不是看升学率或考上名牌大学人数的多少。各中学竞相攀比高考升学率和名校升学率是对广大学生和家长的误导，也违背了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
彭智勇称，重庆市教委禁止任何学校、以任何形式对本校高考录取情况进行宣传，更不能以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多少或者所谓“高考状元”进行炒作，对不听“招呼”的学校，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高考状元”是高考的产物，近年来希望淡化高考状元的呼声很高。针对高考状元被过度追捧的现状，一些有识之士呼吁给“状元热”降降温，理性看待高考状元，确实很有必要。
香港大学去年在内地收取本科生，共接到17个省市4848份申请，半数申请者高考成绩超群。出人意料的是，该校最后录取的250人中，11名各省市高考“状元”因面试成绩不理想，被拒之门外。大学教育应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法，就是培养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合作、学会学习”。因此，考分自然不是衡量人才优劣的唯一判据。香港大学的做法对国内的人才评价观，有相当的警醒意义。叫停炒作高考状元，并非轻而易举
此前，《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国家教育考试相关信息及考生成绩、名次等信息。”如果学校撞上红线，比如炒作高考状元，情节严重的，“对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将予以相应的行政处分”。
然而，最新的消息是，目前已经进入三审的《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草案)》取消了关于“禁止学校炒作高考状元”的相关规定。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俞荣根6月26日称，三次审议稿中删去这项规定的原因有二，一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的两种意见，争议较大；二是审议人员认为，对这款规定，学校很容易规避，无法根本禁止，达不到制定这款规定的初衷。“管不好，也管不了，干脆就没写进法规”。
“现在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都在对学生排名次，分数的炒作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作为支持保留该规定的一方，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的张敏认为，成绩差距是必然存在的，而排名公布和炒作考试状元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学校之间恶性竞买生源，必须通过立法来根治这种行为。
同样支持保留该条规定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万世坪说，制止炒作排名现象会遇到阻力，但是地方权力机关应当对此表明态度，通过立法来引导社会、学校、家长。
而反对保留该规定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陈永翔则认为，对学校靠排名、炒“状元”追根溯源，是因为应试和就业竞争压力的存在。应试不改，排名或炒作就永远存在，就没有办法控制。“出台法规不具有操作性，执行不了，不如不制定”。
对此，有关人士评论，对高考以及围绕高考所产生的各种关注，其实是“不由自主”，要想不炒作高考状元，必先治疗高考。因为，状元是从高考这个链条上生产出来的———如果高考不“疯狂”，状元也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疯狂。如今在状元身上，“寄托”着多少利益啊———考生的锦绣前程，家长的望子成龙，学校的“教导有方”，政府的“增光添彩”，商家的锦上添花……状元如此“重要”，怎不叫人趋之若鹜？可以说，什么时候让高考进入常态、处于理性状态了，什么时候人们的状元情结就会自然大为减退。
|
